张永和 让建筑艺术融入城市
来源: 天津网  作者: 何玉新  编辑:刘颖  2020-09-22 13:49:13

张永和 1956年生于北京,著名建筑师、建筑教育家、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曾获日本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赛一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贡献奖等奖项。

张永和

  古典建筑大师之子

  非常建筑以人为本

  张永和出生于建筑世家,父亲张开济是古典主义建筑大师,第一批全国设计大师之一,主要建筑作品包括天安门观礼台、北京天文馆、武汉长江大桥等。张永和曾考入南京工学院学习建筑,后到美国印第安纳曼西的鲍尔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取得建筑学士与硕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教授,2005至2010年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

  上世纪80年代末,张永和赴美留学,假期回到北京,结识了《建筑师》杂志编辑鲁力佳,后来两人相恋结婚。到1992年,张永和觉得在纸上画房子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想要自己盖房子的念头越来越强烈。1993年与夫人鲁力佳在美国注册非常建筑工作室,然后回国发展。这个名字意味着“非同寻常的建筑”,他带着学生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四合院里,像真正的建筑工人那样造房子,开启了特立独行的建筑实践。在国际建筑界,张永和是从国内实践而被认可的中国建筑师第一人。2000年,他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贡献奖。

  在建筑设计的同时,张永和有许多跨界作品,比如写作、拍短片。易立明曾经导演话剧《竹林七贤》,探讨传统中国士人的生存状态,特别邀请张永和担任舞美设计。恰好张永和爱看戏,小时候常去看儿艺的《神笔马良》《马兰花》,长大了去看北京人艺的《茶馆》《四世同堂》,也酷爱京剧,对西方现代戏剧也有很深的情结。他设计的《竹林七贤》没有后台,大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如何替换布景,看到乐队奏乐,看到声效是如何制作的。他的第一件家具是为某品牌设计的榻组合,结合传统中式设计,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变化出床、沙发、凳子、挂架的功能,融合了休息与会客的需求。他读了梁思成家书,其中包括梁先生为冬季保暖改西装背心的内容,很受启发,于是为怕冷的人设计了“梁思成西装”。

  张永和的建筑作品朴实敦厚,以人为本,并没有华丽的修饰和夸张的造型,他认为:“建筑艺术首先是空间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从建筑单体到城市整体,如果每一个空间都是精心设计的,便利生活的需要,创造人们交流的机会,提供人们审美的愉悦,如果能做到这些,建筑艺术就真正地融入城市了。”

  迷恋老北京的尺度

  学建筑是出于偶然

  记者:您父亲张开济是著名建筑师,他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永和:其实我们家的观念很开放,我父母都不怎么管我,他们没有一次督促过我和我哥做作业,也不过问我们的学习成绩。我特别感激这种宽松的教育,我的学习成绩也不好,但是对我的兴趣培养有好处。

  记者:您喜欢自己小时候的北京吗?

  张永和:我出生的那条胡同现在叫灯市口西街,原来叫乃兹府,离东华门很近,夏天吃完晚饭,父母带着我和我哥到王府井遛弯儿,这一路上会碰到熟人,站在街上说说话。那时候北京就有了一些著名的小区,像三里河、二里沟。三里河包括“四部一会”,是我父亲设计的,有点院落式的。二里沟是华揽洪设计的。更流行的是单位大院,开始是部队大院,后来有政府机构、大学、工厂的大院。我们家有一段时间住在气象局大院,院子里的树木非常好,都是钻天杨,道路的尺度也好,自发的商业也好。现在全都住进了社区。

  记者:最初您是怎么选定建筑专业的,是因为要子承父业吗?

  张永和: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工作,业余时间学点儿东西。我喜欢美术,想考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我表姐是美院附中毕业的,她看了我的画,对我说,你肯定考不上。我觉得上大学很重要,但学什么是次要的,我的理科一塌糊涂,美术又不行,有点儿找不着方向。我父亲对我说,你要不学我这行吧?绘画不用考,数理化基本上也不用考。我一听挺好,就这么决定学建筑了,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后来叫东南大学建筑系。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自费出国留学,那时候这种方式很少见,是怎么做到的?

  张永和:美国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鲍尔州立大学有一位教授特别向往中国,她看到一本杂志,里面有中国建筑师张开济的访谈,于是给我父亲写信,希望来中国采访。我父亲给她联系中国建筑师协会,她就来了。我父亲让我和她联系,出国留学。鲍尔州立大学并不是很好,仅在社会学领域比较出名。

  记者:您留学时成绩还是挺好的。

  张永和:我开窍特别晚。后来我碰到一位好老师,他是英裔南非人,他用欧洲的现代艺术来教概念思维,对之后我能成为一名建筑师起到了关键作用。毕业后我留在美国,在事务所工作,然后阴错阳差地开始教书。

  喜欢冷静的作品

  艺术最有意思的是智慧

  记者:您喜欢竹子,在建筑设计中也用了很多竹子的符号,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张永和:竹子是草,可是它有乔木的高度。竹子也有它文化层面的意义,比如人们看《卧虎藏龙》中的竹林,就会联想到这是中国符号。可是竹子与建筑的关系其实并不密切,南美的哥伦比亚是世界上唯一用竹子来做结构建房子的国家,他们把竹子作为建材来研究。其实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在用竹子。

  记者:除了建筑,您也涉及了其他的艺术门类,您觉得自己最适合哪一类创作?

  张永和:我喜欢的文学和艺术范围特别窄,我不太习惯表达感情的演出,像诗歌啊、跳舞啊,我都有点儿吃不消。我喜欢的其实都是很冷静的作品,比如罗伯·格里耶的《嫉妒》,这部小说完全是设计出来的,挺枯燥,可是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怎么把小说搭起来的,所以我喜欢侦探小说,作为建筑师,我很容易接受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建筑界的朋友经常批评我太理性,我基本上是一个擅长分析思维的人,读理论、哲学对我来说很困难,读小说有时还能有所领悟。我出过一本《小侦探》,是悬疑侦探故事绘本,这些东西可以让我记得我最初喜欢什么。

  记者:您知名度最高的文字作品是《作文本》。

  张永和:当初《作文本》出版后一片骂声,说我故弄玄虚。不过也有一次,碰到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看了以后觉得如何用文字来搭一篇文章,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得到,它是非常精确的。

  记者:您做过一个短视频作品《影捉影》,也很有创意。

  张永和:我一直喜欢黑泽明的《影武者》《罗生门》,还有香港武侠片导演胡金铨的《空山灵雨》。后来借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办回顾展的机会,就做了一个武侠风格的建筑宣传片,以相互追赶的两位古代侠客的影子,来把我设计的建筑贯穿起来。以前我跟老师学现代艺术,最重要的就是学杜尚。杜尚让我认识到,艺术最有意思的是智慧,而不是美,他有一句名言: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

  设计就是把已有的推一步

  比原来好一丁点儿都是好设计

  记者:能否谈谈您的设计理念?

  张永和:设计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如果已经存在的设计已然可以解决问题了,而你的设计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这个设计也就不需要做了。设计实际上是把已有的事情往前推一步,任何比原来做得好一丁点儿的设计都是好设计,因为在设计上,哪怕是推进一点儿都是困难的。比如有一次我去韩国一个建筑事务所串门,上厕所时一进门觉得这个洗手间比较暗。但坐下来时,发现马桶边刚好有一扇窗,光可以照进来。我觉得这个设计就考虑到了人和人在空间中的行为,把上厕所也提升到了一个让人享受空间和光线的高度上。所以好的设计最后都是落实到很具体的、与人的身体和日常活动发生关系的尺度上。

  记者:可能有的精英建筑师或者设计师比较小众,不太关心大众的需求,也认为大众不一定理解他们的想法,您是这样认为吗?

  张永和:一个人的设计或创作是否是为大众服务,往往会成为讨论的焦点。但什么是大众,什么是小众?比如在中国,1亿算不算大众?如果算,那却还不到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那么200万人算不算小众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既是大众又是小众。在趣味上,在人的感受力上,很难简单地用大众或小众来区分。知识分子也好,普通民众也罢,都可能被好的设计打动。我在做设计的时候,很多地方会仔细考量和推敲,这些地方有时使用者看一眼也就过去了,有时甚至看不到,但作为设计师,我与使用者进行交流的愿望和期待都在里面。我们谈大众时,容易低估大众的水准。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建筑的现状?现代建筑如何与历史建筑、仿古建筑保持平衡?

  张永和:现在到处都有很多很棒的建筑,我们总体上来说已经开始做一些很好的作品。但是,仅有好的作品并不足够。重要的作品和好的作品,并不一定画等号。盖高大的房子,对我个人并不构成兴奋点。拿我父亲来说,他在中国古典建筑美学上有非常高的造诣,但是他平时看的杂志和书全是欧美的,历史与现代在他身上一点儿也不矛盾。我父亲那一代建筑师,他们受到那种巴黎古典主义的美术训练,设计时不用太多的思考,有一个套路,搭起来就好了,我父亲画得又好又快。我特别喜欢那一代老建筑人,受父亲的影响,古典的东西我早就知道了,是我最熟悉的。我认为当今文化差异不是在加大,而是趋向融合,分辨什么是古典,什么是现代,意义不大。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建筑师与西方建筑师比较,还缺少什么?

  张永和:中国建筑的质量已经提高很多了,但是就思维方式来说,有些中国建筑师的确还有那么一点局限性,看不到太多持续发展的可能。中国的现代建筑受到许多思潮的影响,但又没有系统厘清这些思想,就变成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甚至有些学建筑的学生,鄙视建筑的物质性,认为这是工匠应该关心的问题,所以他不关心房子怎么造。而且真正住在房子里的人,建筑师常常是接触不到的。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像王澍我就觉得相当棒,虽然他说的话我听不太懂,因为他的文化基础是传统文人式的,而我的文化底子比较差,只是他做东西的时候我对他特理解。

  记者:您给人的感觉特别温和,这是您一贯的状态吗?

  张永和:我是个特别懒的人,倒也不是说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那种懒,而是说怕事,怕人生地不熟,怕独立生活,甚至怕接受采访,不知道聊什么。

  张永和理想中的城市

  尺度和功能应该更合理

  下楼吃夜宵,过马路上班

  再好的建筑也没有城市对我们的影响大,人首先住在城市里,城市和建筑的关系肯定是先城市,后建筑。我关注的城市,能用一大堆词儿来形容,比如,感性的、具体的、实在的、现象级的、微观的,而不是抽象的、空中的、宏观的,等等。再总结一下,就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生活、文化生活。

  大概是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期,意大利画家卡勒瓦通过透视,准确地描绘和记录了城市的空间,这幅画的题目叫《理想城》。画中的城市基本是中世纪城市的形态,我猜测,画家自己也发现这个空间不太好,有点儿乱,从建筑学来讲,不是很清晰。往后300年,古典城市出现,城市趋于理性,有网格,有轴线,有纵深。

  再往后,美国出现了郊区式城市。美国很多人住在郊区,占一块地,盖一栋房子,住,工作,消费,三个大的空间,在不同的区域,一个人有三个停车位,只要不堵车就可以,一旦堵车生活质量就下降。时间一长,大家发现,购物中心边上就是大片的停车场,那为什么不把住宅建在这儿呢?于是就开始在购物中心上面盖公寓楼,卖得也挺好。

  我们谈到城市,总要提到两个词,一个肌理,一个尺度。街区是欧洲的概念,以欧洲的传统,一个街区的大小大概是50米×50米到100米×100米,想去什么地方,一拐弯儿就到了。柏林的街区是200米×200米,已经是超级大的街区了,恐怕没有再大的了。这种尺度适合步行。

  有一个建筑师说,一个好的城市,街道两边都应该是商业,还得是步行街,你站在马路中间,两边橱窗里的东西都看得清楚,当然这种说法比较夸张。我自己对城市的需求就是“我在逛街”。出去旅行多了,会发现,有的城市好走,你愿意走,比如巴黎,一走就能走七八个小时,因为人在巴黎的街头有一种漫游的感觉,可以漫无目的地走。但是在北京,我自问,我不愿意走。

  现在中国城市的地块,一般是600米×600米起步,住宅小区比城市街区大,道路到小区门口就断了,要想遛弯儿,只能在自己家所在小区的院子里遛,跟城市似乎是脱节的。我们谈城市空间结构,应该有个尺度问题,同样的结构,放大了和缩小了,不一样,这种变化是空间和人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要去山林野外生活,除了有新鲜的空气,有精神追求之外,并不充实方便,所以人才会选择住在城市。城市规划应该更多地从生活上考虑,城市要有密度,不同的功能应该混合在一起,以人为本,最好能下楼就吃夜宵,过马路就上班。希望中国的城市能向这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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