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看天津。近代史上，天津这座城市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历经了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入侵、立志救亡图存、实现自立自强的不屈斗争史。作为海防要地、首都门户，天津承担着拱卫京畿的重要使命，也因此成为近代北方军事重镇、军事工业摇篮，留下一批标志性的工业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着140年历史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即是历史的珍贵实物见证。进入新时代，对这一遗址的保护修缮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近日，有着整140年历史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正式开启修缮工程。这座诞生于清末洋务运动，继起于福建马尾船政、上海江南船坞的中国近代第三所造船厂，得到抢救性保护。

　　遗址唯一留存的原厂房建筑──轮机厂房，宽19.77米，长55.26米，内外都布满了脚手架。内部脚手架把整个木屋顶的重量托举起来，外部脚手架方便工人施工。工作人员用手小心翼翼地将一块块承受了近一个半世纪风雨的屋瓦取下，将完好的瓦片筛选出来小心码放。接下来，将进行墙砖、地基、木屋架、气窗的修复，最后是屋顶修缮。据介绍，一期工程预计明年五六月份完成。

　　轮机厂房西侧，名为“夫妻树”的一对树龄一百多年的杨树，依然枝繁叶茂，等候着厂房的新生。

　　国保标志碑

　　现场

　　以最新理念

　　最科学方法进行修缮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位于滨海新区大沽坞路 27 号，北临海河，现为天津市船厂所在地，与大沽口炮台相隔1.5公里。

　　2018年6月，作为临时性保护措施，滨海新区文保所曾经为轮机厂房搭建了一个全包围的大型罩棚。随着修缮工程设计方案获批，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完成，这一临时性保护罩棚从今年10月份开始拆除，10月中旬进入正式修缮阶段。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是新区四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从建设年代来说仅次于大沽口炮台遗址，是洋务运动在天津的唯一遗存，承载了近代中国抵御外辱、救亡图存、捍卫民族尊严的历史记忆，是一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科书，我们有责任保护好它，让它传承下去。”修缮负责单位、滨海新区文保所负责人崔志华介绍。

　　这处船坞的最初兴建，要追溯到1880年。当时，为了满足北洋水师舰船维修需要，在清末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下，依托大沽海神庙，建成了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又称“海神庙船坞”。当年2月开挖船坞、修建厂房，11月基本竣工，年底正式投产。此次修缮的轮机厂房和它边上遗存的甲坞，正是1880年建设。

　　“轮机厂房建在盐碱地上，离海这么近，一百多年风雨侵蚀，能够保存下来真是不容易。”修缮工程项目经理王俊拿起一块屋顶取下的瓦片，向记者介绍。这种瓦是手工瓦，质地并不紧实。每片瓦有个缺角，与相邻一侧的瓦正好嵌套在一起，上下左右紧密连接，整体受力均匀分散。“现在市场上肯定找不到这样的瓦片，我们需要找供应商定制。”

　　“砌轮机厂房用了两种砖，从我们现场掌握的情况看，有的地方里侧是手工青砖，外侧是手工红砖。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厂房受损，还用现代红砖砌了一面山墙，根据设计这次会拆去现代砖重砌，恢复到原来的面貌。”王俊介绍，公司已经订购了一批形制相同的青砖，用来挖补修复受损墙面，重砌北侧山墙。

　　施工难度最大的是地基修补。需要分段施工，利用千斤顶托住墙的底部，同步校正墙体倾斜，再在地基下方浇筑钢筋混凝土，与插入墙体内的钢筋连接在一起，提升地基牢固性。施工结束后再填埋恢复地面样貌。这样，使用了140年的墙体才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继续发挥作用。

　　“所有工序都需要专业、细致、谨慎，这是文物，来不得半点马虎。”王俊年轻时就跟着父亲走南闯北，修缮文物。这次特意把父亲从江苏请过来，在一旁指导。

　　指导施工的，还有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作为天津市最大的文物保护修复专业设计单位，该院文物一所的设计人员刘畅从2016年开始参与了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保护工程的查勘、设计工作。刘畅的部门同事栾开运主要负责后期的跟进指导，两人通过微信群和现场施工人员随时交流。

　　“施工过程中，可能会不断有新的发现，需要设计人员参与分析研究、优化方案，这是文物修复工作的特殊之处。设计人员必须一直跟进。”项目设计负责人代亮表示。

　　“我们查勘发现，轮机厂房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三四次大修，但是主体结构体系保存较好。这次修缮必须遵循文物修复的几个重要原则，比如要用原材料、原形制、原尺寸、原工艺，特别是要确保文物的原真性，同时在修缮过程中秉承相关施工工艺的可识别性、可逆性。”代亮举例解释，木构件的尺寸和材质必须跟原来的一致。要对新补材料与原有材料进行区分，确保可识别，提示修补的真实痕迹。施工的可逆性，意思是确保修补添加的部件可以拆卸，方便若干年后技术水平更高时还能做进一步的修缮。

　　“文物修复必须让文物承载的真实历史信息尽可能多地传递下去，而且必须确保可持续性，为今后更高水平的修缮保护留下空间。如果工艺是不可逆的，就会因为今天技术的局限性而给未来留下遗憾。”代亮说。

　　在施工现场，王俊告诉记者，新定制的屋瓦将铺在西晒重的西面，卸下的旧瓦将集中铺在东面。这一安排有利于保护旧瓦，也区分了新旧材料。同样的道理，修复时能够继续使用的木料将集中安装在一起，与新的木料区分开来，突出旧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

　　轮机厂房外的缆桩

　　保护

　　为历史留下物证 而非只剩“传说”

　　10月27日，在天津市船厂会议室里，滨海新区文保所、天津市船厂邀请部分业内专家学者和文保志愿者，召开纪念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建坞140周年座谈会。会上，大家交流了遗址保护现状，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也对遗址未来的保护提出期待和设想。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有个与众不同之处，它是‘双遗址’。”崔志华向记者介绍，因为船坞依托海神庙而建，遗址区域内同时存留有海神庙的遗迹。在2007年市文物部门的初步性考古发掘中，找到了海神庙基址，还发现了石碑等一批文物。

　　根据分析，目前在遗址保护范围内，地下埋藏物主要有早年修建、后来废弃填埋的几处船坞，以及海神庙的地基等。

　　海神庙的建设年代比船坞早近两百年。1695年，康熙皇帝巡查大沽口，敕建海神庙。此后，雍正、乾隆皇帝都曾到过这里，刻立石碑。1793年，英国国王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首次派使团来到中国。使团在马戛尔尼率领下由海路抵大沽口，清朝官员迎接使团的地方正是海神庙。

　　1922年，海神庙失火，烧得仅剩几间配房，后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拆毁。

　　这片历经沧桑、荒草丛生的土地背后，曾有过皇家庙宇的威严，发生过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见证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北洋水师的壮大。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这里赶制军火，修理被击伤舰船，与北洋水师爱国将士一起，为抗击日本侵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后来的历史中，遭遇八国联军、军阀混战、日本全面侵华等，先后被俄国海军、北洋军阀、侵华日军等占据，经历了近代中国漫长的屈辱史。这里，曾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船舶建造厂和重要的军火生产厂，也是北方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诞生了北方第一批修造船产业工人。

　　纵然如此，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遗址，也曾面临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冲突矛盾。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我国近代工业重要遗存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8年，滨海新区中央大道海底隧道工程为这一遗址让道，成为一个具有重要节点意义的事件。

　　打开如今滨海新区的地图，可以看到中央大道在海河隧道的位置明显向西作了偏转。2008年偏转这290米，是在开工前最后阶段作出的一个“艰难决定”。隧道建设不得不因此投入更高成本，克服更多困难，只为躲开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保住这一重要工业遗产。

　　“12年前海河隧道的改道保住了文物，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目前中国洋务运动时期的遗产已经不多，天津拥有大沽船坞遗址，非常珍贵。” 2009年开始，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对船坞遗址进行保护规划，中心研究人员徐苏斌教授十分感慨，“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一个自己会说故事的地方。故事中的物证十分重要，没有物证，留给后人的就只剩下一个‘传说’了。”

　　2013 年，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大沽船坞遗址又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文物保护工作由此进入全新历史阶段。这次轮机厂房修缮，主要也是使用国家文物局的专项资金。

　　轮机厂房内墙墙体

　　专注

　　带着历史责任感守护好文物

　　“我们参与了天津很多历史建筑的修缮工作，天津近代建筑最突出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大沽船坞轮机厂房采用西方‘豪式木屋架’，是西式桁架体系的典型做法之一，勘查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其结构设计经过了精准的力学计算，代表了当时最高建造设计水平。同时，厂房木屋架建设施工过程中，也运用了榫接等中国传统工艺，非常有特点。”代亮表示，厂房屹立140年不倒，显示了这一中西结合的成功，很有启发性。

　　代亮介绍，他们团队从2016年开始参与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的修复设计，从反复调整方案，到方案通过国家评审，再到正式开工，不知不觉经历了4年时间。其间付出了艰苦努力，更是倾注了感情。“把自己的工作努力融入到这一重要文物的生命当中，融入到它的历史当中，感觉也是一种骄傲。”代亮说。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能够得以保护传承，离不开一个个为之付出的热心人。天津市船厂的老厂长王可有，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可有刚做过膝盖手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大沽船坞建坞120周年、13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都参加了，可惜14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因为住院没能参加。”74岁的他，心里仍在记挂着遗址的保护。

　　从18岁进入船厂，王可有就听厂里老师傅们经常讲大沽船坞的历史。走上工厂领导岗位后，他开始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厂区文物搜集保护上。1994年，王可有任厂长后嘱咐厂领导班子：“老设备不是废旧物资，是文物，是不可再生的遗产，一件也不许卖！”

　　2000年是大沽船坞建坞120周年。当年10月28日，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在天津市船厂建成开馆。一批建坞初期从国外进口的剪床、冲床，有上百年历史的缆桩等珍贵文物被收藏进了纪念馆。馆陈文物中，最有“分量”的是一台道格拉斯剪板机。这台1889年从英国道格拉斯兄弟公司进口的重要设备，有17吨重，是在工厂的废铁堆里发现的。

　　后来收入馆藏的一件1919年大沽船坞生产的马克沁重机枪，尤其让王可有得意。2001年4月，浙江省衢县高家镇埠头村村民在河里挖沙时挖出这挺机枪，上面刻有“大沽造船所 民国捌年制造”字样，系大沽船坞仿制德国M1908式。王可有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振奋，多方联系，在公安机关的支持下，终于将这件文物运回天津，奉为“镇馆之宝”。

　　如今，包括马克沁重机枪在内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内50多件藏品，已转移到滨海新区博物馆，接受更好的保护。博物馆组织专家对部分藏品进行了文物评审定级，马克沁重机枪被定为市二级文物，另有多件藏品被定为市三级文物。

　　为保护厂区内的大沽船坞遗址，王可有多方奔走，帮助遗址渡过一个个难关。为了表彰王可有在大沽船坞遗址保护工作中的贡献，2007年，国家文物局授予他“全国文物保护先进个人”称号。

　　“大沽船坞遗址是滨海新区历史文化底蕴最厚重的文物之一。目前来说，修缮工作还只是文物保护的第一步。”崔志华说，今后，滨海新区文保所将继续挖掘、阐释、传播文物背后蕴含的各类价值，尤其要努力推进遗址的完整保护和展示利用，打好大沽船坞这张文化牌、历史牌，提升城市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让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美美与共”，相得益彰。

　　工人们小心拆下轮机厂房一百多年的屋瓦

　　展望

　　活化利用工业遗址 发挥最大价值

　　随着轮机厂房修缮工作的启动，未来如何保护利用好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这一工业遗产，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天津大学徐苏斌教授认为，文物保护除了保护真实性，还要特别注意保护的完整性。

　　“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英国的利物浦阿尔伯特船坞，便是从一个工业废弃区域变成世界文化遗产、欧洲文化之都，成为英国的一张名片。国家文物局曾经提出大沽船坞捆绑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关键。”她说。

　　徐苏斌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的文物保护有过深入研究。“日本的近代遗产保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认识的过程，有过一些教训。比如东京的核心地区丸之内三菱一号馆是日本最早的办公大楼，被拆掉后最近又重建，反映了不同时期对于遗产的认识变化。然而重建并非原物。”

　　在国家文物局对大沽船坞的批示中，除了保护临海河的船坞和轮机厂房外，还明确了天津市船厂厂区即是保护范围。徐苏斌建议对天津市船厂的整片区域进行保护利用。

　　“从大沽船坞的历史来看，厂区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880年最初建坞的区域应该保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设的区域要不要保护？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建设使用的区域要不要保护？这些都是大沽船坞140年历史的重要见证。”徐教授举了北京798和首钢旧厂房保护利用的例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工业遗址，同样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

　　此外，徐苏斌还表示，在工业遗产保护中，生产线是评估工业遗产价值的重要内容，大沽船坞的厂区包含了不同的车间，是造船、修船生产线环环相扣的整体，具有不可割裂的连续性。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保护利用，才能体现文物保护的完整性。

　　针对目前国内一些地方在遗址保护范围内搞土地平衡的做法，徐苏斌也提醒，必须警惕这种倾向。“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如果把遗产的范围压缩到孤零零的几个船坞和一个老轮机厂房，不仅文物的价值大打折扣，而且将给活化利用带来巨大的难题。上海的新天地通过宏观规划调控把容积率转移到周边相邻地块，就很好地实现了遗产保护、居住环境改善和房地产利益的平衡。”

　　“对工业遗址进行活化利用，国内比较成功的例子很多，北京的798、首钢，上海黄浦江两岸改造等都成了重要的网红地标。大沽船坞遗址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南邻天津大道，北面与于家堡地区隔着海河相望，离大沽炮台遗址很近，沿着海河还有一系列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文化旅游价值。”徐苏斌建议，这片区域的规划建设一定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