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高大霞

讴歌革命理想

作家郝岩的长篇小说《高大霞的火红年代》近日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与小说同步创作的幽默谍战剧《霞光》也正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播出。

这部幽默谍战小说，可以说处处欢乐，步步惊心。主人公高大霞遭遇各种艰险，一路哭笑闹骂，巧冲妙撞，也一直坚守信仰，过关立功。她泼辣难缠，与潜伏在大连警察局的老牌国民党特务方若愚斗得难解难分；她呆萌搞笑，错把特务当姐妹，误把自己的同志当坏人；她坚强真挚，被冤枉被怀疑也不放弃革命信仰；她敢爱敢恨，连谈恋爱都是脆生生直勾勾……故事情节环环紧扣，扑朔迷离，呈现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物。这部作品也透过高大霞的故事，阐释了高远的立意格局，讴歌了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大无畏精神。

《霞光》导演毛卫宁评价这部小说时说：“我作为导演，非常负责任地说，小说中有更多细节韵味我没能拍出来，这一切都留给读者去体味细品吧！”出演高大霞的佟丽娅认为这个角色在自己的演艺生涯中十分特别，“她很生动，很有生命力，让我有很多表演空间，演起来很过瘾。忠于祖国，忠于信仰是一个共性的主题，《霞光》并不是简单地将小人物置于大时代，而是塑造出了一个个丰满立体的艺术形象，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让人感动。”

除了这部《霞光》，郝岩近期还与毛卫宁导演合作了《百炼成钢》。作为建党百年献礼剧，剧情跨越一百年，经历实地采访，全景呈现了党的发展历程。

郝岩最著名的电视剧是《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当年曾创下央视年度收视率第一的佳绩，如今他仍是大连一家报纸的编辑，笑称自己只是“业余编剧”。他的创作题材跳跃性很大，谍战、悬疑、动作、年代、现代、生活喜剧均有涉猎，且个个有模有样，令同行感到惊讶，他说：“成功的编剧不光要考虑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还要想到画面、场景，甚至场景制作费，这些任务开始都集中在编剧身上，一定要把剧本做扎实，开拍前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这很难，但又必须得做好。编剧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尽力做到完美，不留或者少留遗憾。”

《高大霞的火红年代》

共同回忆那段革命历史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高大霞的火红年代》这部小说？

郝岩：这是我在《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之后积累五年创作的又一部谍战作品。以1945年到1949年间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连为背景，我党女英雄高大霞受组织委派回大连执行任务，在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一连串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中，她被潜伏的国民党特务陷害蒙冤，却斗志不减，挫败了敌特方若愚和麻苏苏等人的多次行动。高大霞和曾留苏的傅家庄脾气秉性大相径庭，在一次次危机中逐渐成为可靠的战友，也生发了感情，最终取得了“夺城之战”的胜利。这部作品见证了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展现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坚毅勇敢的光辉形象。

记者：您是大连人，包括《高大霞的火红年代》在内，您的很多作品都以大连为故事背景，推广了大连的城市历史形象，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郝岩：这部小说把当年大连的“搬家运动”、大连建新公司（523厂前身）为解放战争制造和输送军火、印制《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宣言》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故事背景写了进来。我从最平常的生活着墨，比如书中提及的老青泥洼桥，是大连知名的商业中心，是几代大连人的记忆。逐一呈现了大连的海麻线包子、油煎焖子、海鲜等特色美食，以及有轨电车、铁路医院、宏济大舞台等历史信息，都能让全国观众感悟大连，品味大连。我想每一个作家都会在作品中满怀热情地描摹和讴歌自己的家乡。

记者：您写了抗疫题材的《笑着对你说》，这类作品其实不太容易把握，如何更好地选择素材达到升华？

郝岩：武汉疫情时有一则新闻，一位大连小伙儿阴差阳错在武汉下车，为了找个“包吃包住”的地方，报名去医院做志愿者，在抗击疫情最前线上演了一幕守望相助的温暖故事。这段故事在网上迅速走红，央视等各大媒体追踪报道，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为小老乡感到自豪，很多朋友留言说可以写成电影，还说与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幸福终点站》有神似之处。正巧，刘威老师推荐我给一家影视公司写一部抗疫题材的电影，单位也想让我就这个故事写一部广播剧。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各种报道铺天盖地，没有新鲜度了，如果照实写，不如去看新闻。但新闻不是文艺作品，一部剧作必须要有丰富的情节、别致的人物关系，还有思想、结构、语言、角度、情绪等。我重新编织故事，加入了很多医护工作者、其他志愿者，以及患者的影子。男女主人公都是“90后”，他们在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影响下，在残酷的疫情面前，找到了自己对小家、对国家应该扛起的一份责任。

导演、演员是团体作战

编剧的创作更像孤军奋战

记者：您的作品多是小说和剧本同步，现在影视剧市场上改编作品比较多，您如何看待原创和改编？

郝岩：这些年影视行业关于原创的讨论从没有间断过，尽管影视剧市场越来越红火，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原创作品的生存空间并没有太大改变，原创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我常常听制片商说，原创不如IP，IP有现成的受众群、影响力很大，起步就不一样。投拍原创剧，意味着从零开始开发市场，风险太大、回报太慢，费事费力。但是我始终认为，原创力才是创作的生命力所在。不得不承认，大量大制作、大投入的IP改编作品都失败了，既没有市场效应，也没有口碑。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结果。改编IP是捷径，但IP质量参差不齐，真正适合改编的不多，而且特别需要优秀的编剧来改编。但是，制片商把大量的资金拿去购买IP、找“流量明星”，却不肯在剧本上下功夫，为了省钱，甚至只找生手来改编，结果就是拿出了一些经不起考验、漏洞百出的作品。这是IP走向枯竭、热潮逐渐降温的根本原因。

记者：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创作的作品，会是好作品吗？

郝岩：记得以前我参加过一个电影文学学会举办的原创剧本大赛，总共三百多篇作品参赛，特别幸运的是，在盲赛中我拿到了第一名，在另外一个“创投”的评比中，我也拿到了第一名。当时就有很多公司来找我，要投拍，我接触了其中一家，过了很长时间，基本原地踏步，其中有一条原因是人家说要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我对这个说法比较抵触，我认为好作品不应该仅仅满足年轻人的需求。我觉得《战狼2》也好，《我不是药神》也好，能拿到这么高的票房，它还真不是一味地迎合了年轻人。正因为有中年人、老年人走进影院，才能抬高票房。

记者：您认为成功的剧本对于影视剧意味着什么？

郝岩：剧本不好，地动山摇。一部影视剧的完成过程就像是一场接力比赛，编剧跑第一棒。几年前我接了一个改编项目，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做改编剧本。那是一部战争题材的网络小说，之前改编了五六年都没改成，前后换了六任编剧，交到我手上已是第七任。开始我并不知道制片方找过那么多编剧，到我改编结束后，项目终于做成了，对方才告诉我。也就是说，第一棒跑不起来，交不出去，这场接力赛就得半路夭折，第一棒决定一部剧作的整体，后面几棒是为这个项目加分或减分。如果说导演、演员之间的合作是团体作战，那么编剧的创作过程更像孤军奋战。剧本的好坏，不仅取决于编剧的才华，也取决于编剧的责任意识。在项目前期如何拿捏题材，如何设计好大纲，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做好了，后面的事情才能顺利。编剧是决定作品高度的人，很多项目想法很好，但最后进行不下去，跟编剧的能力与责任心有很大关系。

剧本不是流水线产品

而是带着温度的情感集合体

记者：您是否更愿意创作现实题材的作品？

郝岩：因为做了多年的记者，我几乎接触了社会各个层面，我更喜欢写那些平凡质朴的生活，那样的生活和那样的人才是真实的、有温度的。我追求人性温暖的一面，追求生命善良、美好的一面。有些影视剧里的所谓生活是飘在半空的，我相信平凡的生活里蕴藏着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我早上起来经常送孩子上学，然后逛逛早市，之后或写稿子，或谈事情，这是我经历的真实生活。之前有投资方说我的故事和人物烟火气太重，劝我写点儿高冷的“白骨精”，要时尚，要酷，要引领潮流。我说对不起，我见过的精英也都吃人饭说人话，做作的“精英”不是我心目中的人物。

有一位制片人曾对我说，推荐剧本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这个类型的剧市场上没有，要说这个剧市场上特别受欢迎，不少热门剧都是这种类型。这番话让我很无奈。有太多“伪生活剧”，里面的人物根本不是现实生活里的人物，但很奇怪，市场又特别欢迎这类剧。我不想跟风，哪怕知道这种剧有市场。我想尝试写特别写实的生活剧，把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对人性的理解呈现出来，哪怕遭遇市场的白眼。

记者：观众常说能看得下去就是好作品，从作者角度来说如何才能让人看得下去呢？能否谈谈您的创作经验？

郝岩：有一次我写了一个剧本，片方找了十多名剧本医生来谈意见，他们说，剧本五分钟要有一个小高潮，十分钟要有一个爆点，这是规律。我说，这不是我能做到的，我也不喜欢这么做，因为剧本不是流水线产品，是带着温度的情感集合体。任何情节的发生都应该合情合理，而不是刻意为之。一个故事，一个人物，首先得打动我自己，我才能写好。如果创作者自己都不能接受，观众当然更加不能接受。尽管当下影视创作有大量的流水线模式，并被认为是正常现象，但我仍然愿意下一些笨功夫。流水线出来的作品是模式化的，千篇一律，艺术创作不是零件组装，成功的作品都具有独特性，不是拼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