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 象

　　立足大地吸取养分

　　民族音乐熠熠生辉

　　作曲家章绍同曾三次摘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电影音乐奖，如他所言，“令人感慨的是，前面两次获奖的时候，我还是一头黑发，第三次我已白发满头。”但他的创作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他笑着说自己的创作理念是“土而新”，半个世纪以来，他立足大地，吸取民间文化养分，用好作品践行音乐艺术创新。

　　章绍同1945年出生在霞浦。1976年，央视来闽北拍摄纪录片《金溪女将》，当时在三明艺术馆从事基层文艺工作的章绍同获得了为纪录片谱曲的机会。1981年，他又为电影《小城春秋》创作音乐，此后的三十多年，在电视、电影界有他的一席之地，除了三捧金鸡奖之外，还凭着故事片《因为有爱》主题歌《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获得了2000年华表奖。

　　采访之前，很难想象一位七旬高龄的艺术家居然可以健步如飞地为你引路，你甚至怀疑时间在他的身上停止了步伐。即使大病初愈，他的思路依然清晰，表达依然精准。他说话爱笑，他一笑，两只眼睛就几乎找不到了，像极了民间泥人阿福的成人版，透出一团和气与可爱。这样的人，你哪怕是第一次接触，也不会感到陌生。生活中的章绍同童心不减，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了解新生代的审美需求，同时又不忘言传身教地告诉“后浪”们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低调的处事方式让他从一系列光环中超脱出来，看起来朴实随和如邻家大伯。

　　章绍同的电影音乐创作如大海般潮起潮落，如高山般峰谷交替，经典气质自成一格，民族元素熠熠生辉。风格迥异的音乐穿插在跌宕起伏的情节间，随主人公的心情而变化，大大增强了感染力，成就影片的同时，也使音乐选段深入人心。

　　他在作品中大量运用民族音乐、地方曲艺元素，坚持创作要扎根群众，绝不曲高和寡。他在国际电影节中的获奖作品，正是采用“南音”的元素──那是中原文化南迁的遗存，是古乐的活化石，这些音乐形式和福建的海洋文化相结合，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开放型的性格，是挥之不去的中国风情。

　　电影音乐应该“电影化”

　　让情绪和节奏跟着画面走

　　记者：您是怎么开始电影音乐创作的？

　　章绍同：我最早走上艺术道路是因为创作电影音乐。那是1976年，大学毕业后我到福建三明工作，央视来闽北拍摄纪录片《金溪女将》，我接下任务创作音乐，去金溪十八险滩采风，差点落水丧命。这个片子让我和福建电影制片厂结缘，1981年我为《小城春秋》创作音乐，后来我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最后回到福建电影制片厂，一直从事电影音乐创作。

　　记者：您曾三度荣获金鸡奖最佳音乐奖，这样的殊荣让人难以企及，请您谈谈这三次获奖。

　　章绍同：1998年我写了《相爱在西双版纳》，这是我第一次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2003年我写《台湾往事》，2013年写《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配乐，也都摘下了金鸡奖最佳音乐奖。能够获奖我当然高兴，但有的时候，有作品入围，最终未必能获奖，有一年我有三部作品入围，结果都失之交臂。有时候要以平常心看待荣誉。

　　记者：这三部电影音乐作品您更喜欢哪一部？

　　章绍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故事发生在武安，所以我采用了武安落子这种地方曲艺的元素。《相爱在西双版纳》是在云南拍摄的，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影片，我们当初也想拍成《五朵金花》这样的经典片子，但我们对歌舞片都缺乏经验，拍摄后期又受困于资金不足，没能达到理想的目标，是一个小小的遗憾。这三部作品都得到了金鸡奖的认可，都是我心爱的作品，也是我艺术创作人生中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品。

　　记者：您怎么评价好的电影音乐特质？

　　章绍同：电影音乐不能，也不应该单独评判，它要依靠整体的电影效果，电影音乐要“电影化”，情绪和节奏要跟着画面走，跟着剧情走，不是炫耀技巧写出一些曲式结构严谨的音乐就是好的电影音乐了，只有恰到好处地表达才是正确的。电影是综合整体艺术，包括导演的构思、摄影的构图、演员的表演……所有都围绕电影主体，电影音乐也要服务于电影主体。不要以为写了一段漂亮、动听的旋律，就是好的电影配乐，经典的电影音乐是恰到好处的存在，而不是突兀地展现出来。电影画面是流动的，音乐也应该一样，我称之为“音乐流”，就像流水，配合画面、融合对白，为整部电影服务。电影音乐要量身定做，但不是附庸品，真正好的电影音乐同样可以成为经典。音乐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一部分，不是从属，也不是附加，但音乐打动人也要依靠电影的整体带动。如果说电影是肌体，电影音乐就是肌体中流动的血液。

　　能用一件器乐表达出情感

　　就千万不要再加任何器乐

　　记者：您也有很多作品在世界上获奖，您觉得国外对电影音乐的评判和中国对电影音乐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章绍同：国外电影节中，对电影音乐的评审和我们有不同，也有相同。不同之处就是国外电影音乐节的电影音乐审核，更看重民族音乐的地域色彩，他们更喜欢中国风情的音乐元素。

　　记者：您创作过《凤凰琴》的电影音乐，里面的主题曲格外感人，这首歌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章绍同：《凤凰琴》也是一部好片子，获得了很多奖项，是天津电影制片厂投拍的。当时整部电影的音乐都做完了，我提出在最后送别女老师的时候，如果加上一首歌曲，可能效果会更好。何群导演非常认同我的观点，但创作时间紧张，他打电话给自己的父亲柯言，老人家正好买了些“山里红”，即兴写出了歌词，“东山坡，西山沟，两边都能见日头。坡上种的山里红，沟里长着大石榴。山里红，大石榴，牵着你和我的手，连着山坡和山沟，迎着天上红日头……”然后我为这首歌谱了曲。因为和何群导演合作比较多，我后来还和他的父亲合作过一首歌曲，老人家的才情让人钦佩。

　　记者：您曾担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您觉得以自己对电影领域诸多环节的了解，对您的电影音乐创作有没有帮助？

　　章绍同：担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确实让我对电影生产的流程、环节都有所了解。我和很多导演关系非常好，从他们那里也学习了关于画面、剪辑、摄影、表演、镜头的专业技巧。很多朋友建议我当导演，我坚决拒绝，毕竟术业有专攻，我还是希望把精力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

　　记者：您现在听年轻人的电影电视音乐作品吗？您觉得和您那个年代有什么差别？

　　章绍同：首先从录音技术、制作理念上，我们那一代人和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是有差距。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总结，没有必要着急下结论，比如年轻人喜欢的无厘头风格，它存在的意义，时间会作出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喜欢了解他们的审美习惯，有一些新锐音乐人的作品让我惊讶，比如说电视剧《隐秘的角落》，里面的音乐非常棒，很多气氛音乐其实非常简单，你不会觉得这是作品、制作人在“偷懒”，但简单的东西呈现出的氛围和剧情非常吻合。能用一件器乐表达出的情感，千万不要再加任何器乐，越简单越好，但前提是你的基本功要扎实，不能主观上偷懒。

　　地方特色是文化旗帜

　　不是狭隘的乡土概念

　　记者：您在创作音乐时有什么独到的方法吗？

　　章绍同：我有个体会，每写出一个作品，交给乐队演奏后，就会发现一些不足，修改完，等影片放出来，又会发现新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创作就像一场与遗憾抗争的没有终点的长跑，而我又是个在艺术上心气很高的人，喜欢跟自己较真，常常一个曲子写了一半，忽然觉得不满意，推倒重来，再写数日，新灵感迸发，又返工，反反复复，算得上“苦吟派”吧。

　　记者：您一直扎根福建，生活环境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章绍同：因为我生活在这方水土，对福建的民间音乐了解得比较透彻，我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乡土作曲家，吸收着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营养，我的音乐中有很多福建元素。而且我还经常到福建各地去采风，我觉得福建还有许多宝贵的音乐元素等着我去发现。艺术家要走入基层，抒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还要有胸怀社会、家国的大情怀。其实我也想走出去，但这里是我的根。

　　记者：您的作品中有浓重的民族元素、地方音乐特色，您怎么看这些朴实的根源音乐？

　　章绍同：民族化是老百姓的需求，好作品在国际上也会被喜欢。很多世界名著、名曲，不仅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喜欢，别的国家的民众也一样喜闻乐见。像何占豪的《梁祝》，用西方的小提琴、交响乐，曲调却是中国的戏曲，一样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文艺家是为大众服务的，虽然艺术门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不一样，导向和理念是相通的。我反对孤僻、生涩、怪异的音乐创作风格，而一切衡量的准则，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听懂，爱不爱听。民族元素必须来自民间，也要求作曲家走向基层、认真采风。我一直在自己的创作中向南音、芗剧、龙岩山歌、福州评话、莆仙十音、畲族盘歌等民间艺术学习，将乡土文化的精髓用到自己的音乐中。

　　记者：您觉得一个地方的音乐、文化，如何推广到全国？

　　章绍同：我觉得一个地域的文化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口号，有相应的一批优秀作品。闽派音乐创作还是可以的，但要在全国形成鲜明的特点风格，形成影响力，还需要我们继续奋斗。拿我们福建来说，其实一直不缺少音乐人才，我们有很多很好的音乐苗子都在等待被发现。每个地方都要爱护自己的音乐人，给他们更好的环境，让他们的作品先在自己的土壤上壮大，比如《十五的月亮》和《春天的故事》这两首歌，都是先在原创者的故乡被传唱了一两年，红透了当地才被全国熟知的。地方特色是弘扬地方文化的旗帜，不是狭隘的乡土概念。

　　章绍同自述

　　曾与多位导演合作

　　他们让我受益匪浅

　　我与很多导演有过合作，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郑洞天导演最大的特点是对电影本身的理解，对国内、国际上电影发展潮流的拿捏。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印证了群体特征。他将自己的深切关怀投入到角色每一个细微动作上，就连每一个细小的道具都融入了严密的理性思考和深切的感性表达。

　　因为郑洞天导演在电影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所以对电影理论领会得非常透彻，有非常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每一次和郑导合作，我都能学到很多知识，受益匪浅。他的影片在主题表达上总是带着知识分子的思考，流露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他对音乐也有着非常好的鉴赏能力。他的工作特点是在剧本创作时就找来主创团队一起商讨，很多灵感和火花都是在这个时候碰撞出来的。做电影音乐，最重要的就是和导演沟通，我们之间是相互信任、彼此默契的。

　　合作过《凤凰琴》的何群导演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导演，最大的“缺点”是太爱工作，恨不得一年365天天天工作。他在世的时候，我总和他说，放下工作，好好休息一下。我邀请他来武夷山度假，但他总是以工作为先。

　　何群导演非常敬业，圈里有个绰号叫“何八条”，足见他对镜头把握、演员表演的苛刻。他个性幽默，是一个豪爽的人，眼中揉不得沙子，喜欢见义勇为。我记得有一次去俄罗斯看外景，刚进酒店就遇到一个人高马大的劫匪持刀抢劫。剧组一位工作人员被洗劫一空，现场那么多人，只有何群不顾一切冲了上去，尽管他也被劫匪一拳打倒在地，但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事，只有何群能够干得出来。只是非常遗憾，他走得太早了……

　　和我合作较多的导演还有吴子牛，他是非常优秀的导演，对大场面的调度、把握非常有办法。我也和新锐导演联手过，我们福建电影制片厂是一家小厂，但我们当年扶植了很多优秀的电影人才。当时这些导演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娄烨、王小帅、高希希是其中代表。

　　最早是通过朋友介绍，说有一位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写了个不错的本子《周末情人》，也有投资，于是我们开始合作。娄烨导演给我印象很深刻，他的画面感觉和对镜头的要求与众不同，使用镜头时完全不考虑构图，只为营造某种情绪气氛而随意跳跃，用镜头的零碎化代替其完整性和流畅性，强调一种随意的动态美与宣泄式的速度感。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拍摄现场──黄浦江边的一场戏，娄烨的镜头起幅是在一堆垃圾上，然后慢慢摇上来，摇到楼梯，出现人物。对于这样的画面构图我其实还是难以接受的，我和他说，你把镜头稍微抬高一点，直接从楼梯开始，效果不是更好吗？但他有自己的风格，也有自己的坚持。后来这部电影得了很多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