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 旅行作家，198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曾获刘丽安诗歌奖、马蜂窝网站年度旅行家。出版旅行文学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印 象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004年，在北京大学“电影中的世界文学课”课堂上，刘子超看了一部被他称为“中亚版《飞屋环游记》”、充满浓郁中亚风情的电影《谁来为我摘月亮》，一直念念不忘。几年后，纪录片《新丝绸之路：动荡的大地纪行》又让他再度心潮澎湃。

　　2010年，刘子超第一次站在霍尔果斯口岸眺望天山，脑海中浮想联翩。有那么一瞬间，他很想跳上卡车，穿越边境，翻过雪山，看看对面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一个清晰的想法在他的大脑里升腾：前往中亚大陆，写成一本书。这个想法是不小的挑战，也是极大的诱惑，他想：“如果我想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经验，想理解我所身处的现实，还有什么比旅行和写作更好的方式？”

　　他踏上中亚漫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是他的目的地。天山深处、瓦罕走廊、帕米尔无人区……过程辛苦，甚至遇到危险，但他觉得收获很大，非常值得。尤其是一路上结识了很多陌生人──在中亚的俄罗斯人、想得诺贝尔文学奖的“90后”作家、依然过着游牧生活的牧民，他们的梦想与哀愁，情感和认知，都为刘子超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刘子超把现代中亚比喻成“一颗失落的卫星”，不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最终，这些经验、感受的积累，通过艺术的转化凝结成非虚构作品《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许知远评价说：“在中文世界刚刚兴起的旅行写作中，刘子超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名字。他的好奇心、洞察力、迟疑与习惯性的自我沉溺，都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在书中，旅行只是刘子超观察体验世界的一个线索，贯穿始终的是他对相关人文、历史、地理知识的熟练运用和转化。比如：写到哈萨克斯坦时，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流放于此；从马奶酒想到身患结核病的契诃夫。过去通过阅读认知的世界与现实融合，历史场景和当下形成对照，他实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

　　旅途中，他戴上耳机重温鲍罗丁的交响作品《在中亚细亚的草原上》，读罗新的散文《月亮照在阿姆河上》，对阿姆河这条中亚大河有了更深的了解。读者也从书中看到了远方的奇景、生动的人物、微妙的感受，留下深刻的思考。

　　旅行文学不是攻略和流水账

　　而是一种严肃而精致的呈现

　　记者：能否谈谈您的个人成长经历？还记得第一次离家旅行吗？

　　刘子超：我是北京人，家在西城区，周围都是机关大院。我爸妈不怎么管我，小时候生活、学习都挺顺利的，但是好像有些过于平淡了。上大学之前我读了很多小说，先锋文学那一批作家，余华、马原、孙甘露都是我上高中时读的，还有国外的海明威、乔伊斯、卡夫卡，所以后来选择了中文系。记得第一次出行是在2000年上高中时，全班同学坐火车去陕北，几十号人挤在一个窑洞里过夜，后来回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高中毕业后我去了丽江和泸沽湖，回来后写了一篇小说，当时的写作还是基于自己的旅行体验。

　　记者：旅行作家是您的一种生存状态，为何选择这种方式？

　　刘子超：大学毕业后我当了记者，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创业，媒体人也在转行，我也面临着选择──要么以写作为职业，要么做与写作毫无关系的事，彻底改变自己。最后我接受了自己是文艺青年的现实，创业或者找一份每天坐办公室的工作都不适合我，我还是想专心写作。靠这事发财是不可能的，但也饿不死。如果不能以写作这一艰苦的方式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加以确认，我总害怕有一天记忆会不辞而别。想通之后就简单了，一往无前地去做就好了。我希望旅行写作是一辈子的事，像我喜欢的作家那样，到了七八十岁还在旅行，还在写，比如保罗·索鲁，已经80岁了，还出版了关于墨西哥的游记新作。我也在锻炼身体，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体力，因为旅行写作是一个体力活儿。

　　记者：旅行题材的作品想写出自己的风格并不容易，您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刘子超：我对世界的看法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肯定与西方作家不同，我的视角与中国历史文化有紧密关联。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我称之为“剥洋葱”，将事物的表皮层层剥离，一步步接近其内核。期待有一天自己的写作能在文字表达的意义上，逐渐拼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记者：在文学界看来，旅行文学很少被当做一种严肃写作，很多人往往把旅行写作和流水账、旅游攻略混为一谈。

　　刘子超：流水账和攻略自有其价值，只是与旅行文学不一样。在我看来，旅行文学应该有一种更为严肃而精致的呈现──就像我们在毛姆、拜伦这些旅行作家的书中反复读到的那样。在全球化时代，旅行文学已不太可能承担启蒙的任务，但以文学的笔触写下旅程，以精致的文字书写异域，无论是对当地，还是对读者，仍然有其重要价值。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巨大的美术馆，那么每个国家都是一幅画卷。当我们面对一幅画，除了需要时间去细细品味，也需要了解相应的背景知识，把旅行的感受、理解，以生动、有趣的语言表达出来，需要高明的技巧，旅行写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没有人与人的互动

　　旅行就是一个空壳

　　记者：旅行者这个身份对您意味着什么？

　　刘子超：这一身份能让我既置身其中，又超然世外。在旅行中，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成为任何人。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若有若无的归属，大概正是如今快节奏生活中最稀缺的东西吧。

　　记者：因为您的旅行是以写作为目的，那么过程中是否每时每刻都处在一种工作状态中？

　　刘子超：偶尔一两天，也有度假的感觉。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一片蔚蓝色的湖泊，有沙滩，还能游泳，不远处是天山山脉；在乌兹别克斯坦看到撒马尔罕古城的建筑时，也有这种感觉。但是不得不承认，旅途中这样的时刻很少。

　　记者：您和旅行中遇到的人还保持联系吗？您说希望将来还能重新走一下最初走过的路线，觉得还有机会和那些朋友重逢吗？

　　刘子超：还有联系。我们有时会在网上聊一下，或者互相点个赞。没有人与人的互动，旅行就是一个空壳。旅行中相识的朋友在面对生活时的真诚与坦然，乐观与勇气，都展示出人类性格中最美好的部分，也时时激励着我，让我对未来能始终保持信心。我相信，等我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我和他们的人生都会发生很大变化，所以我很期待到那时再写这样一本书，那将是我们人生的写照。

　　记者：长时间旅行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这些年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没有因为费用太高而阻碍出行的时候？

　　刘子超：我这些年的收入一直都是稿费，另外也会做一些翻译工作。我觉得作家的天赋固然很重要，但更需要持之以恒，建立一种与写作配套的生活方式。长时间旅行的经济支撑，可能每个旅行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吧，只要能承担，钱不是阻止我去旅行的障碍。

　　记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刘子超：我觉得如果能得到一些赞助，会是不错的方式。其实现在有能力的中国企业不在少数，其业务已经拓展到世界各地。大家也许觉得写作和经营没有什么联系，但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做生意，恰好有中国作家写成了几部关于当地的书，或者是跟当地有文化方面的深入交流，那么生意可能就会更顺利。

　　记者：您在书中感谢家人包容您常常“失踪”，家人希望您安定下来吗？

　　刘子超：家人的支持是我能成为旅行作家并且坚持下来的原因，我会尽可能挤出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

　　旅行让我看到广阔世界

　　也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

　　记者：您是更喜欢独自旅行还是与人结伴？在工作之外，有没有您特别想去度假旅行的地方？

　　刘子超：独行和结伴对我来说都是享受，你不觉得现在能旅行就不错了吗？度假的话，很想去隶属葡萄牙的马德拉群岛，位于非洲西海岸外，是冬季旅游、度假的胜地。

　　记者：“旅行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抵达，而是如何抵达。说到底，旅行或者人生，就是一次次解决如何抵达的过程。”诸如此类的句子在网上流传很广，您的作品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此前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么多读者？想对读者说些什么？

　　刘子超：旅行让我看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也感受到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写这本书的过程让我再次确信了我写作的意义──去表达那些未经中文表达的世界经验。编辑告诉我，在国内文学类图书能卖出一两万册就是很好的成绩了。我对卖到这个数字是有把握的，其他的没想过，我认为那会有很多偶然的成分，所以很感激那些愿意掏钱买我的书的读者，我想对他们说：“谢谢你们！”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如何避免自我重复？

　　刘子超：我想写黑海和地中海，如果能在好的布景下写出好的故事，是最完美的。这两个地方都有不同维度的历史、现实、未来，可能每走一步都不一样，这一圈走下来，把其中人的故事挖掘出来，我觉得应该挺丰富的。我可能还有一点儿自信，那就是在同样的领域，恐怕没有人能像我一样，愿意花费巨额的时间、精力，去制作一部内容充沛的作品。这是一项需要投入很大精力的工作，付出孤勇，才能交换得迷人的故事。

　　刘子超自述

　　旅途中的艰难险阻

　　对写作者来说都是好事

　　2011年，我第一次去乌兹别克斯坦，待了半个月，没有任何计划，也没写什么。如果你想写这个地方，首先得把它放到一个观察的维度里，这实际上需要长期积累。到2018年前后，我去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这其中或许有什么潜在的缘由，就像地心引力那样存在，让我感到某种心灵上的契合。

　　我记得某些日子，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午夜时分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走出空旷的车站，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围绕在我身边。之前订好的旅馆联系不上，站在街头特别沮丧，但又有点儿兴奋，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对旅行来说是惨痛的，但对写作来说又是好事。

　　艰苦是旅行的一部分。有时候吃得很差、几天洗不上澡，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有人可能会不适应。曾有当地向导给我讲了个笑话，一名英国摄影师去哈萨克斯坦拍荒野，他上厕所必须要有马桶，但当地没有，那几天把他难受得够呛。旅途中也会遇到危险。我在天山的山谷里寻找一片湖泊，周围没别人，手机没信号，天上下起暴雨，脚下泥泞不堪。这一切并不在我的计划中，我甚至连徒步鞋都没带，只穿了一双普通的鞋。后来幸亏遇到当地牧民，才被带了出来。

　　有人问我在异国他乡如何才能快速与当地人沟通？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我比较善于观察，注意细节。因为我做过记者，与采访对象聊天经常冷场，不知道怎么发问、怎么接话，比较笨拙，但是我也有长处，观察能力比较强，对方穿什么衣服、用什么手机，或者他随口一说的话，我总能捕捉到并记在心里。这些细节性的、生活化的东西看似不重要，写出来却有点儿意思，能让读者产生一种亲近感。

　　我在国内上过俄语班，也买过一些书，学乌兹别克语。慢慢地就能说一些简单的字词、短语，可以问类似于你叫什么名字、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这样的问题。只有随意交谈，对方才会消除戒心，也能拉近距离，表示我很尊重他们的文化。重要的不是我去谈，而是让他们谈，不需要像电视节目上那样对谈。如果遇到一个善于表达、有交流欲望的人，那么他的故事写起来就会比较精彩。

　　“80后”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饥饿和战争，人生也没有大起大落，但我们亲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看到了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证了一波又一波新浪潮。如今再回首，无论故乡还是童年，我们熟悉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从某种层面来说，遥远的中亚就像一个镜像──它也在撕扯、游移、焦虑，却依然保持着不变的特质，有不安与刺痛，也有亲切与安慰。我在旅行中耐心地观看、倾听，这种特质对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大概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回到中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