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 把根脉扎进乡土深处
来源: 天津网  作者: 何玉新  编辑:刘颖  2022-08-09 10:17:00

付秀莹 1976年出生,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人,现居北京。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野望》,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锦绣》等。曾获十月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等奖项。

  印 象

  在传统乡土叙事中

  探求新的艺术美学

  近日,“新时代乡村的传统与新变──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文学评论家张莉、《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宋嵩与作家付秀莹一起探讨了《野望》所展现的艺术魅力。

  《野望》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全书围绕农村女性翠台一家的生活变化和命运转折展开叙事,深入中国村庄的内部肌理,潜入时代现场的激流深处,当代新农村的格局和气象在作家笔下徐徐铺展,栩栩如生。“野望”也是一个古典气息浓郁的词,杜甫以此题写过诗,另一位唐代诗人王绩也写过《野望》,而千年以后的乡村仍有古典的诗意,吸引着当代作家的视线。

  贺绍俊说:“在《野望》中,付秀莹没有用传奇故事吸引眼球,而是讲述日常生活,这正是她的特别之处。芳村是她的文学原乡,我相信在这个虚构的地方会不断生长出文学的大树。”

  张莉也认为,从《野望》中既能看到中国农村一以贯之的日常生活,又有乡村里非常新鲜的、陌生化的一面,打开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当代乡村的一个窗口。同时,付秀莹的风格也让张莉想到著名小说家孙犁先生。她说:“孙犁在《荷花淀》《白洋淀纪事》里写到很多冀中平原的风景,但它们不仅仅是风景,而是跟人、事、情感交融在一起的。中国抒情文学传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你看到的风景,实际上是你的心情,所有的景物都灌注了个人的情感。《野望》也是如此,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与整个长篇小说的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牢牢结合在一起,有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

  中国作家协会前不久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邀请全国广大作家和所有文学写作者共同拥抱新时代、书写新山乡,展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在经济、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付秀莹的一系列作品正逢其时,她以工笔绘制全新“芳村”精神地图,一户户农家的岁月纪事,一个个村庄的千头万绪,在悠久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中探求新的艺术美学,映照出当代中国的新格局与新气象。

  通过写作与故乡相处

  从未离开过我的芳村

  记者:您很多部小说中的故事都发生在芳村,这个地方是虚构的还是真实存在的?

  付秀莹: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我生活的那个村庄叫南汪村,芳村的村名是我虚构的。小说肯定也是虚构的,但是也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它是华北平原很多村庄的集合体,一些民风民俗都是相通的。

  记者:最早写芳村是什么时候?

  付秀莹:2009年,我写了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转》,第一次出现芳村这个地名。开始倒没想太多,一篇一篇写出来,都是芳村的人和事。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要到芳村看看。这些年我几乎每天都在写作,每天都在跟我心底的村庄、我的故乡相处,跟我小说中的人物相处。我的写作一直没有离开芳村,也没有离开过乡土,要么是有人从芳村出来,要么是故事就发生在芳村。

  记者:有评论认为,从《陌上》到《他乡》,再到《野望》,您完成了“芳村三部曲”的创作。《陌上》写的是芳村,《他乡》写的是从芳村走到北京的女性,既然已经出来了,为什么《野望》又把笔触回到故乡,又去写一个农村题材的作品?

  付秀莹:关于“三部曲”的说法,其实作家可能是懵懂的。最早《陌上》和《野望》肯定是姊妹篇,因为人物关系一脉相承,虽然主角和配角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还是那些人,关系还是那些关系,村庄还是那个村庄,只是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写完《陌上》以后,我在一些文章里写到,我意犹未尽,还有很多话要对村庄说,对读者说,对生活说,还有很多故事没有展开。我就像是一个农民,春天种下一粒种子,耐心等待着萌芽发叶、开花结果。有人跟我探讨,说《他乡》的主人公翟小梨是从芳村出来的,她也属于芳村,我深以为然。这个人物的精神底色也好,培育她的故乡精神根据地也好,都在芳村。《野望》是在写完《他乡》后马上就开始的,回到故乡,是一种必然。我不反对“三部曲”的归类,都是我的“孩子”,有的瘦弱一些,有的强健一些,但我付出的心血是一样的。

  记者:写乡村无法回避乡土俚语,您怎么看待方言写作?

  付秀莹:我不反对用方言。《野望》和《陌上》出来以后,我家乡的读者读到时会心领神会,他们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能读懂,又感觉很亲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说家在语言上需要去探索和追求的风格和质地。方言可以用,但是不能影响表达,既要保持原汁原味的地域色彩,又要融入小说叙事的过程中。有的作家写起来不管不顾,不考虑读者,那可能就会有局限性。我觉得要艺术性地改造方言,既保留方言的特点,又要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

  只想诚恳、自然、朴实地

  表达出我的村庄的日常生活

  记者:《陌上》《他乡》《野望》三部作品时隔多年,您自己的内心有哪些变化?

  付秀莹:写《陌上》的时候我有点儿紧绷,不太放松。毕竟之前写了十几年中短篇,第一次写长篇小说,读者会有什么反馈,评论家会有什么评价?我还是有得失心,我想要赢,想要写得好,想要让大家认同。然后写《他乡》,三年以后又写了《野望》。到这个时候,我忽然放松了,因为有两部长篇的积累,有诸多师友的肯定,我觉得自己充满力量。就好像一个人在长跑,不停地跑,浑身充满能量,感觉自己还有很大的爆发力。当我重新再写芳村的时候,没有了得失心,没有了胜败之心,只想诚恳、自然、朴实地表达出我的村庄的日常生活。那些日常是自然流淌的,是亘古如新的,它在那里是一个平凡的存在,然而又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如果说评论家和读者感受到《野望》有一点点的成长,或者成熟、进步,可能跟我写作的心态和姿态有很大关系。我把自己完全扔进沸腾的日常生活里,不急不躁地去书写它们,那时候我的眼里没有评论家、没有读者,只有书中的人物。我深切地热爱他们,同情他们,迷恋他们的生活,特别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就是翠台,我就是素台,我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芳村大众。所以我写得也极为踏实,希望把这样一种姿态和心态传达到文字当中,传达给读者。

  记者:《陌上》刚刚出版的时候,有评论家认为您的写作有《红楼梦》的影子,特别是书中对一些女性形象的刻画描摹。能否具体谈谈《红楼梦》对您的影响?

  付秀莹:《红楼梦》对我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写日常,写日常生活,写好日常生活里的人,写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难点在于如何在日常里写出波澜,写出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可能也有一些语言、语气方面的影响,那是因为读《红楼梦》读得太久了,会不自觉地有些流露。

  乡村里延续千年的传统

  值得我们去发现和珍惜

  记者:以您的切身感受来说,中国乡村有哪些特别值得珍藏的文化传统?

  付秀莹:铁凝老师说,中国的根就在乡村,不理解中国的乡村,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有乡村生活背景和生活经验的作家,我特别愿意把我的根脉扎到中国乡村的土壤深处。比如我用二十四节气来结构《野望》这个作品,这是中国乡村民间文化当中一个最根本的元素。乡民不说星期一、星期二,而是习惯说初一、十五,说大暑怎么样,小寒怎么样。这些都已渗透到乡村生活的肌理深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国传统乡村一直是熟人社会,乡村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现的东西。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深深沉淀在乡村的河床中,那里有很多不变的东西,延续千百年,非常珍贵,值得我们珍藏。

  记者:这些年乡村有哪些新变化?

  付秀莹: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乡村发生着巨变,有些东西被淘汰,烟消云散,也有很多东西仍然坚强地矗立在原地。比如说伦理,一点一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比如贫与富,原来乡村有影响的人物是乡绅,或者村干部,而现在可能是富人,因为他们可以帮助乡民;再比如村主任,从大城市里来的年轻人,他们把国家的宏观政策传播到田间地头。

  记者:《野望》也想呈现出这种变化吗?

  付秀莹:我在《野望》一开始写的就是爱梨跟大坡吵架,要回娘家,这件事搅乱了翠台一家人的生活。这里面有两性情感、婚姻家庭、价值观念、伦理关系的变化,呈现了现代生活方式对农村的影响。我感觉现在的乡村有一个特点,就是男女比例失衡,对村里人来说,娶媳妇是天大的事。所以我选择从这样一种关系来下笔。其实中国乡村的新与旧,变与不变,在我的作品里不是那么分明,在现实的乡村生活当中也是混沌一片,需要我们仔细去辨认。可能我这样一种气质的作家,不是特别愿意去正面跟这个时代的山乡巨变遭逢,可能用较为委婉曲折的方式进入,对我来说是比较妥帖的。日常生活波光粼粼,它对大时代的折射和映照,对世道人心的把握,是我致力于去表达的内容。

  记者:下一部会写什么?

  付秀莹:还是会写芳村。像我在《野望》中写到的二妞这样的回乡大学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会有怎样的成就,有怎样的生活前景?这是我想不断去探索和表达的内容。她可能会成为我下一部作品的主角。

  付秀莹自述

  纸上笔端都是

  沸腾的乡村大地

  我对华北大平原的村庄无比热爱。有时候坐火车,透过车窗,遥遥望见一座村庄,我的心立刻就柔软了,我几乎无法抑制自己想象到那个村庄的生活──炊烟缓缓升起,风轻轻吹过,偶尔有一两声鸡鸣,庄稼熟了,女人们在传闲话……我闭着眼就能描述出来。当然,如今的乡村大不一样了,但这变化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故乡之于我,不仅是地理学的概念,更多的是精神范畴上的一处安妥之所。我在北京工作了很多年,为了写好当下的农村,经常回到故乡。我在村里转来转去,看到墙上的标语,我就用手机拍下来。空气中飘着饭菜的香味儿,耳边传来油锅爆炒的沙沙声、高压锅炖肉水蒸气的噗噗声,让人觉得心里头妥帖踏实、温暖安宁。

  迎面走来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我小说里的人物。某一棵大树,可能在我的小说里茁壮地生长过。我在那棵树下跟我书里的人物打招呼,闲聊,强作镇定,内心却动荡得厉害。我感到自己痛饮着生活的泉水,觉得特别甘甜,马上可以汩汩流淌到作品中。

  我到处跟人聊天,这种聊天是渗透式的,乡亲们会跟我讲家务事、儿女情,算经济账,聊婚丧嫁娶、人情世故。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像一棵大树,你不仅要看到叶子,还要看到埋得很深的根部──伦理、情感、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然后通过小说的语言去结构和表达出来。

  《野望》以二十四节气为叙述结构,从小寒开始,到冬至结束,冬去春来,夏秋更迭。时光流逝、岁月循环之中,萌生了诸多新的生机;风吹草动、山高水低与时代生活的风起云涌彼此呼应,互为镜像。节气的交替之下,是最为平凡、普通的生活日常。农村养猪、制皮、搞运输、开饭店等产业的兴衰,以及环境保护、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宏观政策在一个小村庄所引发的种种变化,在书中逐一呈现。

  如果说写《陌上》的时候,我还总是被语言、修辞、结构、技法等细枝末节所牵绊,那么当我真正沉浸到《野望》的写作中,竟然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我忘记了我的作家身份,忘记了那个自以为是的肤浅幼稚的“小我”,满心满眼、纸上笔端都是沸腾的乡村大地,是明月星辰下沸腾的人群,是生生不息的生活长河里的浪花飞溅。我得承认,是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村民百姓在洗涤我、修正我、塑造我、成就我。

  我并没有在小说中设置特别突出的戏剧事件,只是描摹了当代乡村生活的众生相与世态人情。乡邻们日复一日地忙碌在繁杂、琐碎又具体可感的人间烟火中,时间的河流一直流淌,亮光总是能吸引人们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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