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东 生活是无字的剧本
来源: 天津网  作者: 阿加东  编辑:刘颖  2022-11-01 10:16:30

王兴东 1951年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国家一级编剧。编剧电影《建国大业》《辛亥革命》《邓小平小道》《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

  印 象

  他把编剧创作

  喻为春蚕吐丝

  王兴东生于普通工人家庭,下乡当过知青,入伍成为一名边防战士。基层生活为他积累了大量素材,在后来漫长的编剧生涯中,深入生活发现素材也成为他创作的基石。他把编剧创作比喻为春蚕吐丝:“春蚕吃桑叶吐出蚕丝,织成锦缎,经由丝绸之路传递到世界各地。编剧的创作就是从深入生活采集素材开始,一步一步发现题材,创造人物,挖掘思想,编织成精彩的故事。”

  他以军人的作风突破障碍,攻克堡垒,大胆创新。他用电影最先揭秘了雷锋牺牲的真相;他率先将延安时期审判黄克功案写成电影《黄克功案件》,为党史和延安法治史留下浓重的一笔;他最早以电影的方式关注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他创作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故事,又将中国奥运首金获得者许海峰的人生经历写成电影……他的原则是写别人所未写,创造前所未有的电影故事。

  王兴东还曾创作《狼犬历险记》《鸽子迷的奇遇》《飞来的仙鹤》等一系列有关动物的剧本,以简单诗意的情节表达深刻的哲理,呈现乡土情怀。他曾凭借《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两部剧本两度荣膺金鸡奖,后来又担任过金鸡奖评委。他说:“金鸡奖主要奖励艺术的创新与突破。奖杯主体都有底座,金鸡站在底座上,这个底座的意思就是生活为基,功力为础。一部获奖作品必须以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奖杯的含金量才更高。”

  当下很多大学开设了影视文学专业,编剧队伍成长迅速,年轻编剧挑起大梁,王兴东感到十分欣慰:“年轻编剧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在他看来,电影的一切从剧本开始,题材无禁区,编剧有立场,电影不是简单的商品,也不是概念化的宣传品,而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产品,必须传播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四十余年的编剧生涯,创作了三十多部电影作品,王兴东怎样从一个边防战士成长为电影编剧?他独到的创作技法是如何形成或受何人影响,其每一部影片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编剧是写故事的人,编剧本身也是有故事的人。

  只有贴近人民群众

  才能激发创作冲动

  王兴东当过知青,19岁应征入伍到吉林省延边军分区边防二团,又参加了军分区宣传队,写快板、歌词、戏剧、小京剧,在部队出了名。197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招人,部队推荐王兴东考入长影。本来他有机会当演员、场记甚至导演,但他却选择了当编剧。

  长影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特别重视剧本创作,编剧队伍很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编剧于敏、《上甘岭》的编剧林杉、《智取华山》的编剧纪叶都出自长影,编剧在长影地位很高,影片开始字幕上第一个署名就是编剧,厂院里有一幢日式别墅“小白楼”,是专供编剧修改剧本的地方。

  当时编剧张天民创作反映大庆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事迹的电影《创业》,请来老编剧孙谦助阵,长影领导派王兴东担任助理,协助搜集资料,也负责照顾张天民和孙谦两位同志的日常生活。在大庆油田,三个人跑遍了钻井队、采油队、炼油厂,采访了很多石油工人,那段经历让王兴东受益良多。

  张天民告诉他:“生活的大地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源,不下钻头是打不出油来的,打10米是水井,打1000米才能出原油!没有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玩不转。剧本创作的道理也一样,要向生活的大地开钻,向生活要能源,向生活要能力。生活是源,人物是根,没源没根,一切发昏!”

  这段话王兴东记了一辈子。他说:“我放弃了小说、散文的创作,一心学习编剧,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态度、观念,甚至我的人生宣言都写在剧本里,放大到银幕上。”他的每部剧本都会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井位”,盯住人物,一钻到底,直到钻出“油”来,抵达这个人物的灵魂。蒋筑英、孔繁森、乔安山、牛玉儒、许海峰、刘长春、曾联松等,都是他从生活中“钻”出来的。

  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无字的剧本。他一直奉行剧本不能用手“写”,而要用脚“写”,只有贴近人民群众,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被生活触动,有触动才有感动,有感动才能激动,有激动才有创作冲动,才能以高于生活的标准去提炼生活,表现生活。这也是长影老编剧们教会他的写作方法,“生活是本经,一念就灵”。

  同样,生活也给了他许许多多的感动。1980年,王兴东和王浙滨合作编剧电影《明天回答你》,到大连机车厂体验生活。有一天下大雨,鞋湿透了,王兴东拎着鞋、光着脚走进机械二车间。待他采访完回驻地时,车间安全员送来一双雨靴:“您得留神,厂里地上全是铁屑,别伤了脚。”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他心里仍涌动着一股暖意。

  通过采访了解大量细节

  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

  关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王兴东的经验是“脚踩两只船,手拿两把刀”。他解释说:“所谓两只船,一是生活的大船,二是市场的航船;两把刀,指的是刻画人物的雕刻刀,剖析现实的手术刀。”

  1982年6月,长春光机所研究光学传递函数的科学家蒋筑英到成都出差,当晚开会到深夜,次日一早换乘两次公共汽车,又步行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开展工作,后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抢救无效去世,当时年仅43岁。

  上世纪90年代初,王兴东出任电影《蒋筑英》的编剧,他从长春到北京,再到成都,调研长达一年,采访了六十多位蒋筑英生前的亲属、老师、朋友、同事,记下几大本采访笔记。蒋筑英的同事、数学家孙国良告诉王兴东:“蒋筑英是个喜欢较真的人,平时去菜市场买菜,小贩的菜牌写了错别字,‘韭菜’写成‘九菜’,‘大葱’写成‘大冲’,他也要给人家修改过来。”很多这样的细节集中在一起,蒋筑英的形象变得立体而鲜活。

  有一年,王兴东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乔安山的故事:他与雷锋一起出车执行任务,倒车时意外撞倒了一根晾衣服的柞木桩子,正打在指挥倒车的雷锋的太阳穴上,雷锋受伤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去世。乔安山这个人物出现在王兴东的脑海里,他想:“身为事件旋涡中心的人物,乔安山到底是怎么面对周围的战友,怎么面对铺天盖地的学雷锋活动?这些年他在干什么,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认为这个从未被曝光过的真实题材值得深入挖掘,于是前往辽宁铁岭采访乔安山,想要创作《离开雷锋的日子》。

  当时乔师傅56岁,下岗已经3年,家庭主要经济来源靠他和妻子在农贸市场卖茶叶、糖果。夫妻二人住在旧宿舍楼三楼的一个小单元房里,房间墙上还挂着一张他和雷锋的合影。当乔安山得知王兴东此行的目的时,表现得有些抗拒,他并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雷锋的离世与自己有关。王兴东向他承诺:“影片拍成后请您先审查,您要是不满意,就不通过,一直改到您满意为止!”

  或许正是出于对战友的那份深深的怀念,乔安山终于打消顾虑,同意配合采访。当时手机尚未普及,创作过程中,两人需要频频联系,开始时王兴东只能给乔家楼下的小卖部打电话,小卖部的人再去喊乔安山,实在是不方便,他干脆自掏腰包给乔安山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随后,他又奔波辗转采访到雷锋的战友庞春学、于泉洋、田生绵等人,最终顺利完成了剧本。

  样片完成后,剧组请来乔安山,专门为他放映。乔安山看的过程中一直在流泪,看完之后,他拉着王兴东的手泣不成声:“你解开了我的心结,我对班长有了一个交代,你们让班长的精神回家了!”《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后,全社会掀起了关于雷锋精神和雷锋故事的讨论,不仅票房大获成功,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更要追求艺术品质

  由王兴东担任编剧的《建国大业》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佳作。回想这部影片的创作始末,王兴东说:“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写了电影《共和国之旗》,讲述了一段往事──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征集新中国国旗图案,最终选定了曾联松的设计方案。后来,我又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上提出写《建国大业》,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构想,得到上级支持,开始创作剧本。”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每一位都有一段精彩的人生故事,都能写成一本书,写谁、不写谁,如何取舍,很难做出选择。王兴东与搭档陈宝光研究,最终确定用“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结构模式,重点表现毛泽东主席与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副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情谊。这部影片情节紧凑,故事精彩,环环相扣,2009年上映后在观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完美体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应有的艺术水准。

  《邓小平小道》也是王兴东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精品。当时,在读过《邓小平的南昌岁月》之后,他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适合用电影来表现的故事。2004年,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王兴东和团队在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同志的帮助下,深入到邓小平同志下放的新建县(今新建区)拖拉机修配厂,采访了很多当年的见证人。

  王兴东了解到,尽管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但邓小平同志仍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忍辱负重,不屈不挠,体现出政治家的高风亮节。他曾累得低血糖晕倒在地,工人程红杏用一碗红糖水救醒了他。而专门为他修筑往返于车间和住所的乡间小道,更体现出工人们对邓小平同志的尊敬和爱护。王兴东创作了《父亲邓小平》的剧本,但暂时没能投拍,于是他又改编成了广播剧《深情》。

  历经15年,王兴东终于完成了《邓小平小道》的剧本,并成为建党百年重点剧目。他亲自出马担任艺术总监,请来老搭档雷献禾做导演,特型演员卢奇出演邓小平,在江西实景拍摄。王兴东说:“这样的电影不是过眼云烟,而是一块基石,在历史画卷中添上了浓厚的一笔。”

  王兴东自述

  再现许海峰“零的突破”

  凝聚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中国人在奥运会历史上“零的突破”,是由无数中国人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创造出来的极为可贵的精神能源。我有幸创作了《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和《许海峰的枪》两部电影,在银幕上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奥运梦想。

  有“中国奥运第一人”之称的刘长春,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0期发表了《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始末》,记录了自己1932年只身前往洛杉矶参加奥运会的往事。他曾是大连玻璃厂的工人,由于跑得快被东北大学破格录取,百米成绩为10秒8,是当时的全国冠军。他决心赴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张学良为他饯行,资助他8000块银元。尽管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就被淘汰,但他不畏强手的勇气让人感动。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了民族的尊严敢于挺身而出,一路冲刺,单刀赴会的英雄气概,像暗夜里的火炬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奥运征程,这种精神激励着后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永远奔跑。

  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经过一年多的采访和调查,创作了《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这段中国人悲壮的参赛故事,得到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支持,他为影片题写了英文片名。影片拍摄制作完成后,我随北京市广电局到美国洛杉矶做宣传,许海峰也受邀来到洛杉矶。当年刘长春来这个城市参赛没有取得成绩,而在1984年,许海峰在这里实现了中国人夺得奥运会金牌的“零的突破”!把许海峰的传奇故事拍成电影,成为我的另一个梦想。

  电影是以人为本的艺术,许海峰是写入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杰出代表人物,做这样的电影是有着现实与历史价值的。由于许海峰当时名不见经传,没有留下完整的影像资料,这也为电影创作留出了空间。在许海峰的信任和授权之下,我带着年轻人王放放深入采访了许海峰,见到了所有能见到的涉及许海峰人生道路成长的人物。

  我问许海峰夺得第一枚金牌时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他说:“当时并没想太多,就是想做好每一个动作,最后一发子弹打出去,得了冠军时,我才意识到这枚金牌不仅是我个人的第一枚,更是中国人的第一枚,还是萨马兰奇当选奥委会主席颁发的第一枚,是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枚。”

  许海峰回忆,那天萨马兰奇到场颁奖,突然宣布推迟30分钟,因为王义夫赢得第三名,必须同时升起两面中国国旗,而组委会只准备了一面,只好等待工作人员回驻地再取回一面五星红旗。这个等待国旗的情节,也成了电影剧本的亮点。当第二面五星红旗运达会场时,气氛达到了高潮。

  中国人一次次零的突破,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作为文艺创作者,我们有责任为英雄讴歌,为勇士立传,让零的突破的精神激励后来人,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创新的精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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