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孟广禄

杨少华

耿福林

蒋子龙

天下霸唱

张云雷

汪金雯

骆玉笙

许丽丽

李德林

卞学诊

马三立

张威

李亮节

刘春慧

　　1404年12月23日（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津”正式得名，筑城设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618年历史积淀，天津人的性格一脉相承。从原住民到外来者，从名人学者到普通百姓，人人都有一段精彩人生。他们的故事看似互不相干，却也因为同在一座城市，而紧紧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又生机勃勃的天津图景。

　　冯骥才 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

　　冯骥才，1942年出生，著名作家、学者。

　　我年轻时跟溥佐先生学画，在天津篮球队打过一年多篮球，后来在塑料厂当工人，干推销员。我骑着自行车在天津城里跑，天津城的一切我都熟悉。我到工厂去跑业务，坐那儿跟人家喝茶、抽烟、聊天。所以我能写《俗世奇人》，我能写《神鞭》，就是因为天津人的故事我知道得太多了，我对天津人的性格太了解了。

　　我喜欢天津人的性格。天津人的豪爽，天津人的厚道，天津人的强亮，天津人的戏谑，天津人的好面子、逞能，包括天津人的缺点我都喜欢。喜欢一个人，如果连缺点都喜欢，才是真的喜欢。就像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对方什么缺点都不以为然了。我太热爱这个城市了，太熟悉这个城市了，天津的生活到了我的书里，跟我的生命融为一个整体，天津好的东西我一定以它为荣。

　　1992年、1993年前后，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那时候我还在写小说，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到处都是“拆”字。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渴望旧貌换新颜，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统松动，情不自禁地想要保护天津老城。我组织一大批摄影家拍摄老城，请了一批建筑学家、历史学者来讨论，在各个地方演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

　　世界上主城区是文化遗产的，像伦敦、萨尔斯堡、维也纳、布拉格，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主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在脑子里划了划，五大道，从小白楼过去，把解放北路圈起来，不能大修大建，就是整理好，可以找一批专家一块儿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天津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知名度都会提升。租界是天津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这个城市的特征，恰恰也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所以没有问题。

　　孟广禄 小时候在海河边学唱戏

　　孟广禄，1962年出生，著名京剧艺术家。

　　小时候我家住河东区郭庄子。电台总播样板戏，我从小爱听。我大姐单位开联欢会，她带我去。我上台就唱，胆子特别大。长大点儿以后我总去海河边广场，那儿的戏迷特多，我找一个老大爷，说您给我唱一段儿《赤桑镇》吧。他唱，我跟他学。回家后我自己练。我的京剧启蒙老师是名票友陶汉祥先生。他是第一个给我说戏的人，他把自己家的录音机借给我，让我能更方便地听戏、学戏。

　　1977年夏天，我去考天津戏校。那天下大雨，马路上全是积水，因为害怕蹚水激着，着凉嗓子坏了，我哥哥就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衣架上，把脚抬起来，盘着车前面的大梁。到戏校以后，我哥哥帮我扎好板带，我上去唱。结果落榜了。

　　1978年，中国戏曲学校招生，全国要十个人，天津要一个人。我又去考试。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房顶上放风筝，邮递员送信来了，有两封孟广禄的信。都是录取通知书，一封是我考上飞行员了，另一封是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我爸说，当飞行员得去沈阳，离家更远了，还是去北京吧。从这一年起，我开始正式学戏。

　　杨少华 走到哪儿都树人缘

　　杨少华，1932年出生，著名相声演员。

　　我生在北京，小时候常溜进常连安掌穴的启明茶社听相声。想干这行，自己找辙，进了旁边的明园茶社做杂工、干检场。常宝霆比我大三岁，是他给我开的蒙，教我说《六口人》《反七口》。19岁时我来天津，进钢厂当钳工。常家也落户天津，我又和常宝霆这拨说相声的凑一块儿了。

　　我干这行，如果贪图小便宜的话，就走不到今天了。说句良心话，老一伐儿说相声的，都花过杨少华的钱。“嘛钱不钱的，乐和乐和得了！”这句话是杨议说的。这句话很有分量。你有金山，到最后不也带不走吗？我比较随意，乐和乐和得了，但好像杨议不这样想。他买了好多古玩，我说你买这些干嘛？他说，您不知道？我给社会做贡献。杨议一直说，“杨光”最大的法宝就是相声，用的都是相声理论，台词是相声的台词，它也许不是相声的包袱，但逻辑上是相声的思维。他这个思维，给天津的相声，甚至于给天津的平民老百姓留下了一条根儿。

　　耿福林 利顺德的金牌主厨

　　耿福林，1936年出生，曾获国际美食金绶带奖。

　　1956年，我20岁，从河北区饮食公司调到利顺德，跟老师傅学厨艺。那时候利顺德的正门在解放北路，外檐的木头柱子是紫红色的，特别漂亮。英国人刚刚把利顺德移交给中国政府，归属于天津市交际处，专门负责接待外宾，改名叫“天津大饭店”。

　　1993年，国际酒店委员会俱乐部的评委来中国考察，评选“世界名厨”。前两站是广州白天鹅宾馆、上海锦江饭店，第三站是利顺德。我代表利顺德参加评比，准备了八冷八热，每个菜的味道、颜色、造型都不一样。有一道番茄虾球，用苦瓜雕刻了几艘小船，做成器皿，用胡萝卜刻了划桨的老头，摆在船尾。每艘小船上放四个用番茄酱炒过的虾丸。还有一道菜叫五彩牛柳，把橙子的顶部切去、挖空，炒好的牛柳盛在里面，橙子皮被热菜一烫，香味四溢。宴会吃到一半，评委会主席就对大家说：“今天这一桌不但好吃，而且好看，是一种艺术享受，不用再评了，金牌就应该给利顺德！”

　　蒋子龙 抒写波澜壮阔的工业时代

　　蒋子龙，1941年出生，著名作家。

　　我生在沧州，1960年从天津重型机器厂技校毕业分配进厂。“天重”是全国“五大重机厂”之一，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我上学时喜欢读书、写作，工作中感受到“天重”波澜壮阔的辉煌，感觉自己的创作冲动被激发了出来。那几年我白天忙工作，晚上通宵开夜车，完成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小说。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乔厂长”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各地涌现出很多“乔厂长”。《文汇报》的大标题“欢迎乔厂长上任”，不是小说，是专门写那个工厂的通讯，因为那个厂子的厂长被工人们称为“乔厂长”。天津市经委请上海的企业家来做报告，一个老朋友拿着票来找我，票上写着“上海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他说：“蒋子龙同志你说，他怎么是乔厂长？乔厂长是天津的啊！”

　　我还有两部书得写，一部写我的家族，另一部回归工业题材，写关于天津工业的历史小说。我研究过侯德榜、范旭东，他们讨论的问题都具有国际视野，他们对化工行业了然于心，造出来的产品都是顶级，都能拿到国际大奖。那是什么高度、什么境界？我写现代工业题材，理所当然应该写到天津工业的根儿──百年前的民族工业，能源、造船、造枪、纺织、化工……完成这本书，我这个工业题材作家才算圆满。这也是一种责任。

　　天下霸唱 “大耍儿”如同“大侠”

　　天下霸唱，1978年出生，著名畅销书作家。

　　我在天津老城里的胡同长大，天津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有独特的民风民俗，对我影响颇深。我特别喜欢听评书，也听过不少“野书”，很多奇案、奇事被说书先生们编撰成书，在路边给大伙儿讲，靠此谋生。我的《河神》《火神》《崔老道捉妖》《窦占龙憋宝》等作品，都与老天津卫密不可分，故事的线索大多来自于民间。

　　《大耍儿》是我第一次写当代天津的故事，时间定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这部书时，我常想起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老城里，那里街道颠簸不平，胡同七拐八绕，大杂院里堆满各式杂物，墙上贴着黑乎乎的煤饼子，各家屋顶上都插着鱼骨一般的电视天线，鸽子飞过去时，响起阵阵哨声……数不清的老街旧邻，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随着老城被推平各奔他方。我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从我内心来说，天津卫的大耍儿接近于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好脸儿好面儿，不欺软不怕硬，乐于助人，尊老爱幼。造型必须得到位，一顶羊剪绒帽子，一身将校呢衔服，一件将校呢大衣，在当年难免让人觉得咄咄逼人，但人家讲的是规矩、闯的是人物字号，绝不胡作非为。这也是老天津卫延续下来的处世方式，不仅为大耍儿定了型，也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老天津人。

　　张云雷 我的根儿在天津

　　张云雷，1992年出生，德云社相声演员。

　　我生在红桥区，因为打小后脑勺留着一个“小尾巴”，所以小名和外号都叫“小辫儿”。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开一辆白色吉普车，车里每天都放邓丽君的歌，我一上车就听到《小城故事》。我也喜欢唱，无论唱歌还是唱戏，打小就不走调。《青藏高原》的高音随便就能唱上去。吃过午饭，表姐王惠要去演出，就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长寿园”剧场。我有时在前台，有时在后台，坐在小板凳上从头听到尾。时间久了，整段的京韵大鼓《宝玉探晴雯》都能唱下来。

　　2000年，我8岁，表姐把我带到北京，一边上学一边跟郭德纲老师学太平歌词、莲花落。2005年，我倒仓了，高音上不去，没自信了，只身回到天津。我在台球厅帮人摆过球，当过餐馆服务员，当过电信客服，天天接电话。但心里还是惦记着相声，放不下，一个人偷偷回北京。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忍住了没去找师父，四处打工。表姐找到我，硬把我接回家。我师父根据我擅长唱的特点，教了我不少以唱为主的段子。我和郭麒麟两个人，每天起床后收拾东西去小剧场，晚上演完出，找个地方吃点儿夜宵，然后回家。那段日子特别开心。

　　捞面大姨 找回小时候的滋味

　　汪金雯，“60后”，自1995年起开办“大姨捞面”面馆。

　　以前我们家住在广开四马路。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小孩儿到点儿就饿，用牙刷抹上圆铁盒里的“牙净”刷牙漱口，洗完脸抹上蛤蜊油，桌上有我爸留的一毛钱，掀开馒头笸箩，拿个凉馒头去吃早点。穿过六吉里就是二纬路，那有卖面茶的，是用大铁锅熬的糜子面面茶。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不稀不稠，撒上双料芝麻盐、淋上麻酱，5分钱一两粮票一碗。我喜欢吃凉馒头就这个面茶，有富余钱时，再来一根热棒槌馃子。

　　广开那块儿有条六合街，十字路口是一个大食堂。推开大门，一股啤酒香扑面而来！大铁桶里有一个压把儿，啤酒就是从那儿出来的，用大玻璃杯接着，一扎一扎的。我爸买一扎啤酒，倒进自己的大茶缸子，再打一小盆素面汤，买几个花卷，要一个炒肝尖儿，带回家。

　　我从一个单纯爱吃的人变成从业者，开了家捞面馆，可能也是一种缘分。1995年创业第一天，20斤面条不到一小时就卖光了。慢慢有了点儿小名气，被天津电视台聘为美食嘉宾。我希望吃过的人都能记得“大姨捞面”，就像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吃过的那些好吃的。

　　骆巍巍 奶奶骆玉笙是超级美食家

　　骆巍巍，1965年出生，金嗓鼓王骆玉笙的孙女。

　　上世纪70年代，我在新华南路小学上学时，我们家被退赔了一批财产，折成现金。不少亲朋好友来借钱，奶奶能借就借。剩下的钱，我爷爷说，咱都吃了吧。从那时起，我们全家每周日都去下馆子。

　　奶奶爱去辽宁路上的天津烤鸭店。有时她中午想吃烤鸭，就带着我坐9路公交车，到和平路终点站下车，直奔烤鸭店，因为去晚了要等座。点三两烤鸭，一份芙蓉鸡片，一份烧二冬，一碗米饭。吃饱了结账，结账时还得用粮票，一碗米饭要一两粮票。她也爱吃海参、虾仁。但虾仁不总有，为了吃清炒虾仁，还特意去国民饭店的餐厅找熟人预订。起士林也是必去的。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在楼上吃正餐。当时起士林还是老师傅主厨，奶油烤鱼归和肝泥、俄式土豆沙拉是我的最爱。不是因为那时肚子里没油水才觉得好吃，是真的好吃。

　　别看奶奶吃得特别精致，但生活条件差的时候，她也能适应。她吃饭最多八分饱，多好的菜，也从不暴饮暴食。良好的身体条件，保证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水平。她说：“我年轻的时候穿过、戴过，什么都见过。到现在这把年纪都无所谓了，但只有一样，一定要吃好。吃好了身体才能好，身体好了才能干好工作。”

　　许丽丽 流行歌手回归传统文化

　　许丽丽，1964年出生，第二届青歌赛冠军。

　　1986年4月27日晚上，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决赛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我和谢青在得分相同的情况下加赛一曲，我又唱了一遍《春光美》，终以9.38分获得第一名。天津市为获奖歌手召开庆贺会，老市长李瑞环讲话：“要把天津市的文艺活动搞得更加活跃，让全市人民工作得紧张愉快，生活得丰富多彩。”我成为天津市歌舞团的专业演员，剧院奖励我一套单元房、一台彩电。也得到音乐界的肯定，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天津音像公司为我和牛虎、牛豹三人录制了《牛虎豹》专辑，磁带销售百万盘，创下当时最高发行纪录。

　　那些年经历过一些风浪，后来生活和心态趋于平和。我父母喜欢曲艺，我也开始学鼓曲。著名梅花大鼓艺术家籍薇老师教我唱《丑末寅初》，这是个二番唱段，第二段长腔最难，每个字的发音，从字头到字尾都有讲究。我练了足足三个月，终于拿下了这段鼓曲，在“天津相声节”上登场演唱。

　　当初我在畅观楼当服务员，溥佐、张洪千、慕凌飞、启功等书画大家常来饮酒绘画、谈艺论道。我接触到绘画，随溥佐之子毓震峰学画，还认识了一起学画的顾砚。顾砚是爱新觉罗宗室后人，受家族影响勤学苦练，绘画造诣不断提升，成为非遗项目“津派宫廷画技法”传承人。我俩因共同爱好重逢，经常一起交流心得，提升画技，慢慢走到一起，结为百年之好。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我对人生有了新感悟──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踏踏实实，不能浮皮潦草，这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价值观。

　　李德林 路边吉他队大队长

　　李德林，1956年出生，上世纪80年代天津红歌星。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们都住进了临建棚，晚上在路边玩吉他。后来房子修好了搬回去，玩吉他的习惯保留下来。我跟着收音机短波频率和录音带学了不少邓丽君、刘文正的歌，自己录了两盘磁带。磁带流传出去，我从很多地方都听到有人用录音机放我弹唱的歌。

　　王朔的小说里写北京顽主“茬琴”，我们也茬琴，但天津不叫茬琴，叫“会琴”。我们去王串场会琴，对方熬一锅绿豆汤，坐在路灯底下开唱。两拨人你一首我一首地唱，哪边没歌了，就算输。有人因为会琴打架，我却因为会琴交了很多朋友。慢慢地大家都知道李德林了，一般人不敢再跟我会琴，路边吉他队大队长这个外号叫响了。1985年，天津市举办业余歌手大赛，我拿了第一名。随后在人民体育馆演出，报幕员报我名字，台下观众鼓掌叫好。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儿名气了。

　　很多人说我现在唱歌比年轻时好听，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大了，声音没怎么变，但是有底蕴、有沉淀，不像过去光追求唱高音。见过我的朋友都说，你可不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唱歌是锻炼心脏最好的方法吧。

　　卞学诊 乡祠卞家在天津赓续三百年

　　卞学诊，1942年出生，清末乡祠卞家后人。

　　天津卞氏家族起源于山东泗水。1715年，卞大瑛以文人之身为幕僚北上天津，娶妻生子开枝散叶。卞氏子孙定居津门，至北迁四代“礼”字辈开始经商。1803年开设“隆顺号”经营土产杂货，几代人精诚团结，跻身津埠富家之列，但书香门风始终未断。卞树榕熟读医书精通方药，为族人治病药到病除。1833年他在针市街开设药店，以自家生意“隆顺号”和他本人名字中的“榕”字结合而成“隆顺榕药庄”。

　　我出生在香港道175号，现为睦南道79号，81号至87号是我四伯父家。我们两支同时买地比邻而居，建造了不同风格的府邸。因祖父早逝，祖母是杨柳青名翰林刘学谦的胞妹，受书香熏陶，治家严谨，教子有方，三个孩子在学业、事业上都颇有成就。全家二十多口住在这座四层洋楼里，生活并非奢侈腐化，相反，仍秉承了勤俭持家的家风。我细读家谱及有关资料，加以艺术渲染，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临水朱门》，通过几家宅门故事，展现当年天津的民俗轶事和社会风貌。

　　马小川 爷爷马三立一辈子都在琢磨包袱

　　马小川，1981年出生，马三立之孙。

　　爷爷对每次演出都特别重视。演出前，他会花很长时间思考表演哪个段子。因为他知道，之前的段子观众都太熟悉了。说老活，观众肯定也会鼓掌，但那不是他想要的；说新活，总觉得包袱雕琢得还不够，现场未必能火，观众未必会乐。就因为这个，爷爷推掉了很多演出，留下时间在家琢磨包袱。像《挠挠》《写信》《查卫生》《考学》等很多单口相声，都是经过一年甚至两年、三年才打磨出来的。

　　那时我跟爷爷同住一室，我在里屋写作业，他在外面闭着眼睛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什么。我走过去喊一声：“爷爷！”他用手揉了揉眼睛，说：“背词儿了，《十点钟开始》里面的那个贯口。这些段子许你不演，但不许你不会。”还有很多他曾经说过的段子，像《似曾相识的人》《开粥厂》《卖挂票》，他几乎每天都在重温，每天都在脑子里给观众“演出”。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把台词一字不落地写下来，就连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咳嗽、哪里重复，他都标记出来。

　　有一次我跟爷爷看电视。电视里有两个演员表演相声，逗哏演员上来第一句就是，“相声讲究说学逗唱”。爷爷让我把电视关上。我还纳闷儿，怎么不听了？爷爷说：“人家问他了吗？这话听着就不符合逻辑，这是教科书式的表演。”我听完爷爷的话恍然大悟，突然觉得这相声里的门道真是太深、太细致了。

　　爷爷年轻时在万全小学、汇文中学一直成绩不错，他的理想是做个读书人，但由于家境原因，被迫辍学改说了相声。他并不埋怨，既然干了这行，就好好干。从跟哥哥马桂元学艺起，他给自己立下了“四非”的人生格言：“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行不可、非好不可。”一辈子都在恪守这句话。

　　张威 复原老建筑的历史痕迹

　　张威，1970年出生，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

　　近年来，我们工作室参与了天津文庙、李纯祠堂、庆王府旧址、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等百余处津城文物建筑的修复设计。我认为，一座文物古迹可能保存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修复文物建筑必须在不改变原状的前提下，尽可能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可逆性、可识别性和最小干预等原则，不能大拆大动，又必须确保老建筑修缮后安全适用。

　　修复安里甘教堂时，我们经过严谨考证、判断，认为主堂屋面瓦的形式应与钟楼一致，于是提出采用陶红色牛舌瓦。后来，在二次挖掘地面时，恰巧发现了红色残瓦，证实了我们的判断。恒隆广场的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如今改造为星巴克旗舰店，楼道里的墙面和展架上挂了很多展板，展示历史照片，顾客喝咖啡时也浏览了一个小展览。花园路上久大精盐公司旧址建筑的业主也同意把侧门打开，让游客进入一楼展室，了解以“永久黄”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工历史。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建筑对公众开放，天津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味道。

　　李亮节 用天津话写歌，用天津话唱

　　李亮节，“70后”，首创“天津摇滚曲艺”。

　　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开始弹琴，上吉他班。后来认识了不少喜欢音乐的朋友，组了一支乐队。2010年，我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许建把弹三弦的吴斌介绍给我，录了一首歌──《做个有钱人》。有了三弦，乐队的演出比以前好看多了。吴斌去名流茶馆说相声以后，我突发奇想，自己买了把三弦。装上拾音器、背带，按吉他的把位定音，穿上大褂，背着三弦去演出。我为相声广播写了台歌《说学逗唱》，电台总放，认可我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机缘巧合，我拜入相声名家刘俊杰先生门下。师父给我讲了很多东西，都是书上查不到、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怎么用天津话写歌，用天津话唱？我有一首《哏都青年》就是用天津话唱的。《那年初二》借用了一点点天津时调。有时我想，像我这样唱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唱出个“天津大鼓”来？我要为天津写100首歌，把与天津有关的内容做好，把天津传统的、时髦的都吃透，对我的创作来说就足够用了。

　　最近我刚刚制作了一张新专辑，名字叫《似曾相识的人们》。 一共18首歌，分上下两集，全部是从传统相声里汲取的素材。相声也是曲艺的形式，所以这张专辑仍是摇滚大鼓。上集马上就要发行，下集明年推出。这两张专辑出版以后，为天津写100首歌的夙愿就完成了。最近正在制作中的还有一首《天津民谣》，今年12月31日鼓楼跨年时，我要唱这首歌。

　　刘春慧 爱说相声，也爱做公益

　　刘春慧，1965年出生，春晖文艺志愿者团队发起人。

　　1996年，天津市举办业余相声大赛，通过老师介绍，请于宝林先生给我排练。到了1998年夏天，于先生跟我说，好多老观众看见他都问他怎么不演出了？他自己也想演，找到南市的燕乐剧场跟人家谈，每周二、四下午在那儿演出。于先生召集了七个人，我是其中一个，连报幕，带说相声。

　　园子里的演出上了轨道，基本生活也能维持，我就想，我该回报社会了。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年都要捐助困难学生，同时至少做十场公益演出。我的搭档庞军老师也特别支持我，他跟我说：“春慧，只要你去义演，去做公益，无论去哪儿，我准跟着！” 我和庞军老师组建了“春晖文艺志愿者团队”，长期做公益活动，做了二十几年。这件事影响了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画家朋友们，他们跟我说：“只要是做好事、做公益，你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做。”我带动他们做公益、做慈善，他们的行动反过来给了我更多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