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墨与量子男孩》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欧阳江河自2018年到2022年之间的主要作品，既有气势恢宏的长诗、组诗，也有轻盈精巧的抒情短诗。诗人分别从历史深处和时代前沿汲取养分和经验，通过繁复、精深的修辞锤炼，将这些素材转化为磅礴大气、流光溢彩的当代诗歌。

　　以当代诗歌呈现科学题材

　　写长诗更有挑战性

　　诗集《宿墨与量子男孩》中的第一首同名诗长达25节，创作于2018年，开头第一节写道：“雨中堆沙，让众水汇聚到沙漏之塔的那道不等式，是一个总体，还是一个消散？漏，倒立过来，形成空名的圆锥体。先生，且从鱼之无余分离出多余，且待在圆形鱼缸的斗升之水里，掉头反观那些观鱼的人。子非鱼，男孩以空身潜入鱼身，且以鱼的目光看天，看水，看反眼被看的自己。这道奇异的量子目光，与不可说、不可见连成一片，曳尾于苍茫的万有引力……”短短十几行诗句，包涵了极大的信息量，呈现出古代与现代，科学与思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纠缠、融合的独有意境，为全诗定下基调。

　　对于这首诗的标题，欧阳江河解释说：“我从小学书法，至今仍在写，宿墨，就是前一天晚上写剩下的墨汁，是我日常的一部分。我对量子物理学家的头脑非常着迷，数学王子高斯的非欧几何、量子力学等意象穿插在诗中，融合了日常场景，以当代诗歌呈现了科学题材。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的术语，如果被小说处理，那就是科幻小说，被电影语言处理，就是科幻大片，那怎么用诗歌语言去处理、提炼？怎么去突破？这正是我在诗中想要实现的。”

　　很多读诗的人喜欢欧阳江河早期的诗歌，后来他创作的这些长诗并不讨喜，甚至连同行也不愿意读，但他有自己的想法：“我写长诗，除了在跟碎片化的生活方式拧着来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诗人的短诗都是即兴，随性而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或者突然看到、想到一个很优美的句子，就要把它写成诗。诗人们使用的语言、意象越来越相似，以为自己是独有的，但其实他写的东西可能别人同时也在写。或许是这种写作比较容易把诗写好，所以成了当前写诗的主流。在一定程度上说，抒情诗人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的延长线上，而我和西川、翟永明等人已经不再纠结老问题了。优美的句子、自我感动、伤感、小情调，这些都很好，但对我这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诗人来讲，历尽了写作意义上的沧桑之后，这种方式对我没有吸引力。”

　　其实现在欧阳江河也写短诗，但他觉得写长诗更能发挥自己的特点：“我想追求的是诗的强度和难度，寻求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困难的一种写作方式，然后把这种挑战持续下去。”

　　在欧阳江河看来，现代诗本来就不需要被读懂。“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这些虽然不是诗歌的敌人，但我写作的时候，绝不是为了更多的人能理解，而是面对能够理解我的读者。举例说，我们不懂鸟语的意思，但仍然可以沉浸在那种美好和莫名的感动里面。”不过他也认为，诗歌需要读者，“尽管我的诗很难读，我也不去刻意地讨好读者，我的诗很难扩大读者群，但是，诗写出来，如果没有阅读这个环节，那就没有人倾听你的声音。汉语是伟大的语言，肯定会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层级，复杂一点、深刻一点，也没关系。朋友们，如果读不懂，稍微原谅我一下。”

　　接触诗歌从《诗经》开始

　　“巴蜀五君子”载入诗歌历史

　　欧阳江河出生在四川泸州，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工作调动，一家人离开泸州到了大凉山。他最早接触诗歌是从《诗经》开始，八九岁时试着写过一些古体诗。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到农村，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看书。他的阅读范围广杂，文学之外还爱读历史、人物传记，只要能找到的书就读。《易经》《史记》《论语》，以及诸子百家，苏东坡、韩愈的文章都是那时开始读的。

　　上世纪80年代初诗歌热，欧阳江河开始写诗。1986年，他从部队转业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和生活状态更加自由，他创作了《手枪》《汉英之间》《玻璃工厂》《美人》等诗歌，成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

　　在当时，他与张枣、柏桦、孙文波、翟永明并称“巴蜀五君子”。这群人经常见面，除了“五君子”，还有诗人钟鸣、赵野、万夏，以及不写诗但深懂文学的画家何多苓、建筑师刘家琨。那时欧阳江河住在军区大院，和诗人翟永明的工作单位隔着一条街。他经常中午在食堂打好饭，去翟永明的单位，和她边吃边聊。张枣、柏桦住在重庆，连个招呼都不打便跑到欧阳江河的住处，一住就是几个月。欧阳江河博闻强识，朋友们称他“活字典”，说每周和他聊一次天，就不用读书了。

　　人来人往的“诗歌现场”、青春消逝后的怀旧叙事，常被读者、研究者和媒体关注，但很少出现在欧阳江河的写作中。“我不信任这样被神化的、浪漫化的、简化的、整理过的旧事，更不信任那种没有‘现场’的回忆。打个比方，一个人年轻时胡作非为，到晚年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委屈而懊悔，于是不停地叙说、怀恋、忏悔。这无可非议，但这一类文学作品其实并没那么了不起，算不上杰作。”

　　时代变迁，诗人们各奔东西。回忆起已经辞世的好友张枣，欧阳江河唏嘘不已：“他身上带有独特的诗歌气场，他对每个人讲话都很温柔，他总想让别人喜欢他，想迷住别人，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放过。他在德国的那段日子多少有些愁苦，回国后生活也有些沮丧，因为国内诗歌界变化迅速，他不能适应，一下子成了难言者、郁闷者。后来他在河南大学待了一段时间，还是想定居北京，我和赵野介绍黄珂给他认识，他吃住都在那里，似乎一下子活将过来。可惜他走得太早，太令人痛惜。”

　　十年里只写了十首诗

　　中断写作是为了更好地写作

　　上世纪90年代初，欧阳江河先是去了美国，数年后去了欧洲。那几年他特别想吃莴笋和豌豆尖，到任何一间中餐馆都想点这几样菜，但根本没有，当地种不出来，他形容这种感觉是“索命般的乡愁”。1997年回国后，他发现变化太大了──上世纪80年代诗歌繁荣的盛况不再，多数诗人的思想力度和视野、语言所能达到的疆域逐渐萎缩，他的内心也无法与外在世界达成统一，“我写作的每一个时期都处于各自的发生阶段，我不希望我的诗歌写作沦为惯性，所以干脆不写，命令自己停笔。”

　　在那之后的十年里，他只写了十首诗，不过与文化界的关系更紧密了。他为导演贾樟柯、画家何多苓策划过专题活动和展览，写了很多文化评论文章，也创作了大量书法作品，在书法上自成一家，草书尤佳。

　　“我的爱好比较广泛，性格比较开朗随意，跨界的朋友也多，所以参与策展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平常我就是读书、写书法、读帖、听古典音乐、看电影，也爱看体育赛事的电视直播。这些爱好持续了数十年。”虽然多年不写诗，但欧阳江河对词语的敏感，对世界的看法，一直是诗人式的。“写诗不是上班打卡，我不需要用每天写诗来证明自己是诗人。”

　　中断写作，是为了更好地写作。大约十年前，徐冰创作了一件装置艺术作品──用北京一座大厦的建筑废料，如安全帽、工具刀、搅拌器等塑造了一只重达5吨的大鸟。欧阳江河全程参与，写下长诗《凤凰》，通过资本、劳动、艺术等元素，试图重塑当代图景，思考人类的生存境遇。这是他回归诗歌的一首标志性作品，他说：“我不愿说诗歌是我赖以生存的信仰，但写诗会让我产生定力和深度，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我感知生命的方式。”

　　2022年12月，欧阳江河获得第七届上海国际诗歌节“金玉兰”诗歌大奖。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丽宏在颁奖辞中说：“欧阳江河的诗厚重而飘逸，自由而缜密，既充满哲思，又观照现实，在抽象与具体之间，谋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他的长诗犹如结构繁复的迷宫，让人在绮丽多变的意象和哲思中追寻感悟人间真情和至理。”

　　一路写到诗的孤绝处

　　呼吁读者保持读诗习惯

　　网上有人这样评价诗歌：“我们曾经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有《诗经》《离骚》，有唐诗、宋词、元曲。我们至今爱着李白、杜甫、苏东坡，随口就可以背出来，但我们对自己时代的诗人和诗歌几乎一无所知，只有当一些博人眼球、荒诞不经的诗歌出现时，才能引起话题……”那么，在当下社会，诗人和诗歌究竟该以怎样的面貌存在？

　　欧阳江河认为：“现在有的诗人把作品写得非常优美，也符合所谓中国诗学的定义，比如叹息、归隐、自悯、自我抒情，但缺少了人味儿，一看就知道是在修辞层面发生的。我觉得诗歌不要只跟灵魂联系起来，而要跟现实联系起来，否则写诗就会成为自娱自乐，读者就会远离。”

　　而诗人本身毕竟是小众群体，也不必完全融入大众，他举例说：“比如欧洲顶尖的音乐圈子里那些‘身在现场’的音乐家、演奏家、评论家，都共同坚持一个判断标准──他们会问：你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这相当于一个接头暗号。答案是：舒伯特。只有舒伯特是他们留给自己的，其他大师都是要兜售给音乐史、文化史和学生们的。”

　　谈到自己对诗歌写作的理解，欧阳江河说：“一个优秀的诗人，要深入到自己写作背后那个坚硬的内核中去。就我个人来讲，我对自己一路写到诗的深处、暗处、孤绝处，到底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是异常清醒的、深思熟虑的。”

　　当下，诗歌已经是少数人精神上奢侈的享受，因为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诗歌很难给人带来实质性的效益。但欧阳江河仍然希望人们多读诗，他说：“诗歌的坚守，光靠诗人的写作是完成不了的，我还是要特别呼吁读者保持读诗歌的习惯，毕竟中国是一个注重诗乐教化的古老国度，诗歌不能丢。”

　　对话欧阳江河

　　没写出来的那些诗

　　比写出来的更重要

　　记者：《宿墨与量子男孩》是您2018年以来的第一本诗集，是断代史。请您谈一谈创作这本诗集的初衷。

　　欧阳江河：我朋友多，经常到处跑，但这几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就是读书、写作。诗集里有一首长诗《庚子记》，我把不同的传递信息、接受信息、处理信息的方式整合起来。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手机、微信等，信息碎片，各种各样的消息，只要是中国文字，我都读，我不懂英文；第二种方式，是为了对抗信息碎片以及当下性、新闻性、消费性的文字，我读了很多老书，包括各种典籍，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也有博尔赫斯、卡夫卡等，还有一堆科学方面的书。这一阶段，我的写作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日记的形式，把电子碎片的东西和永恒的经典放在一起。

　　记者：您如何理解诗歌和文学的力量？

　　欧阳江河：我是一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把我的这一面体现出来，把我生命的体验放进诗里，不光是写作，还有作为诗人的“我是谁”“我要干什么”。关于文学的力量，我举个例子说，《疾病的隐喻》是苏珊·桑塔格很重要的一部书，她说她要用文字对抗癌症带来的消极性。本来医生说她两三年就要走掉，结果她居然活了十几年。这跟写作是有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作是可以排毒的，正如诗人西川所说，写作有点儿邪门的抵抗力。

　　记者：您有很多对于文学、诗歌深层次的理解，比如您说过写作也包含了不写，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

　　欧阳江河：前不久我在浙江大学讲座，谈到元诗歌的问题。我说，在哲学层面有些事是不能说的，但是诗歌跟哲学不一样，诗歌言说的恰好是哲学不能说的，诗歌就是对这种不可说的言说。诗歌可能是在哲学结束的地方开始。诗歌的这种言说，也包括沉默。元写作，在我的诗集里面有非常多的体现，我经常感觉到，写作不仅仅是不停地写，一定也包含了不写、不可写、不可说。至少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写作不仅仅是修辞，不仅仅是美文和书籍，也包含了更深的呈现，更深的聆听。不是我要写诗的时候才写诗，很可能没写出来的那部分，比写出来的那部分更重要。诗歌有时候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不能写的，也是诗歌，说不定更是诗歌。

　　记者：您也是一位书法家，平常写作都是在纸上写吗？

　　欧阳江河：我的第一稿是在纸上写，我记很多笔记，也抄朋友的诗，也抄写过博尔赫斯。文人书法写作，跟所写的内容有关，非常有意思。过去我们写作完全是手写，要在脑袋里想成熟、想透了，才舍得提笔落字。还喜欢用那种大开本的稿纸，稿纸好不好，往往决定那首诗写得好不好。现在在电脑上敲字，修改的痕迹和思考的痕迹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