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姚平在家中 摄影 蔡明仪 冯姚平 1936年出生，北京人。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曾任机械部通用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158工程”联合设计组组长，机电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人事部专家司副司长。

　　“玉兰花下过，襟袖也沾香”，从主干道拐进街边的居民小区，如同一头扎进春天的花海，一树一树的玉兰都开好了。进门看见冯姚平站在窗边的桌前，正在翻看几个牛皮纸袋。我想，那应该是她今天“讲故事”的大纲吧。她笑着说：“时间过去太久，许多事都忘了，只好把这些老物件翻出来。这不，当年留苏的毕业证都找出来了。”她招呼我吃家乡特产“涿州小烧饼”，还叮嘱老伴儿用“北大”的杯子给我沏茶。早晨的阳光从她背后盛开，铺满整个房间。

　　书橱里最明显的位置摆放着《冯至全集》，她指着窗旁架上一张冯至先生青年时代身着西装的黑白照片说：“看我爹年轻时，帅吧！”语气里充满女儿对父亲的崇拜。这位诗人、学者、翻译家、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大学教授，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隔着漫长的岁月，在照片中凝望着我们。墙上有一幅字：“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让我忆起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

　　大概是父亲的光芒太过耀眼，所以女儿以往的讲述大多跟父亲有关，只是这次，我更想听冯姚平自己的故事。在她漫长的人生里，有一段岁月她始终保持缄默，连父母、丈夫以及身边的同事都不知道她整天忙着的是什么工作。直到此时，她才能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这辈子干了这么一件事，值了！”曾经国家绝密级别的“158工程”随着档案解密，终于有机会让我们聆听到发生在艰苦岁月里的故事。

　　遥想童年记忆里

　　西南联大的日子

　　“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1938年，冯至带着妻女辗转来到昆明，任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女儿冯姚平就读联大附小。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在冯姚平的记忆里，父亲口中常常吟唱的是“百孔千疮衣和袜，不知针脚如何下”。长大了她才知道，这是父亲戏拟五代十国时南唐词人冯延巳《鹊踏枝》中的词句“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

　　小时候她还闹过一个大笑话：因为平时很少有肉吃，偶尔吃一次，母亲就声称自己最爱啃骨头，让父女俩先吃肉，然后把他们啃完的骨头、鱼刺拿过去再啃，一面嘲笑他们笨，连骨头都啃不干净。有一次父母带着她去朋友家做客。饭桌上大人们谈笑风生，冯姚平突然站了起来，指着众人面前吐在桌上的骨头，非常严肃地说：“把这些骨头都给我娘拿过来，你们啃得太不干净！”大家都愣住了，明白过来后哈哈大笑，母亲窘得满脸通红。

　　饥饿、战火、疾病笼罩着每一个日子，知识分子却用他们的精神给世界涂抹上一层耀眼的光泽。每周某个固定时间，位于钱局街敬节堂巷的冯至家里，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就围坐在狭小的客厅里漫谈文艺和掌故。物质生活艰苦，但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冯姚平回忆：“我跟着父亲参加新诗社的月光晚会，闻一多伯伯是新诗社的导师。小树林里，月光下，大家席地而坐，讨论问题、朗诵诗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诗人闻山赠我一幅条幅，‘佳节春城处处花，岭南冀北聚天涯。蔷薇架影诗和月，浩气横空惊暮鸦’。特别是后面还有一句，‘1944年中秋，西南联大新诗社诗朗诵会，闻一多、冯至先生及姚平均参加’，我很得意。”

　　苦日子浸泡在回忆里，慢慢就渗出了甜。1945年8月10日晚上，传来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昆明沸腾了，大街上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冯姚平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种热闹场面。父亲撩起长袍后襟乐颠颠地走来走去，口中吟唱着“剑外忽传收蓟北”，向往着“青春作伴好还乡”。1946年6月，冯姚平一家人离开昆明。不过，来的时候三个人，回去时却是四个人，因为这一年的正月初一，妹妹冯姚明出生了。

　　就读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

　　现场亲耳聆听毛主席讲话

　　新中国成立，冯姚平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她至今牢记于心的是：对祖国、对人民要忠心耿耿；做人要做到暗室无欺。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祖国建设需要更多人去学理工、学师范，于是她前两个志愿报的都是理工，第三志愿报了师大历史系。父亲问她学历史为什么不报北大，她回答，国家需要教师啊。父亲说北大毕业也可以当教师，建议她改填了北大历史系。但冯姚平最后接到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学了一年俄文，赴苏联就读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

　　到苏联上大学，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因为她的俄语基础仅限于生活用语和政治用语，老师讲课语速很快，几乎完全听不明白。第一次考试结束，试卷发下来，五分制只得了两分，没有退路，拼命读书是唯一的办法。她经常开夜车读书，极度缺乏睡眠，有一次同宿舍的同学回来打不开门，搬来椅子踩上去，趴到门楣上的小窗往里看，见冯姚平斜躺在床边，书包扔在床头，一条腿耷在地上，颇像“案件”现场。同学破门而入，原来是冯姚平睡得太沉了。她的刻苦换来了优秀的成绩，毕业后被授予“苏联机械工程师”资格。深色硬牛皮封面的毕业证里夹着已经泛黄的成绩单，也夹着1954年到1959年的青春记忆。

　　1957年11月17日，大使馆通知上午在莫斯科大学听陆定一做报告。冯姚平和同学们很早就来到莫斯科大学，但还是晚了，大礼堂正在关门，他们拼命挤了进去。自从毛主席来到莫斯科，各学校的同学就纷纷给大使馆写信，要求见毛主席。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的信就是冯姚平起草的。今天大家都有预感，有希望！陆定一的报告结束了，大家都不肯走。主持人说：“毛主席彻夜工作，到早上8点才休息。”同学们异口同声：“我们可以等！”到下午两点，又来通知说，毛主席起床了，但马上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大家高声喊：“我们等！”

　　时间在激动的等待中度过，再久也不觉得长。忽然，开始整顿会场，把军事留学生调到第一排。有门儿！冯姚平和几位女同学挤到最前面，跟第一排的人说要帮着维持秩序，坚定地坐在正中通道的地板上，抬头就能看到主席台。

　　当毛主席终于走出来的那一瞬间，欢呼声、掌声响彻了整个礼堂。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还告诫留学生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冯姚平在现场亲耳聆听，牢记于心。

　　在艰苦条件下投身自主研发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959年毕业回国，冯姚平被分配到机械部通用机械研究所当技术员。尽管已经做好了工作条件差的思想准备，报到的第一天还是让她吃了一惊──单位居然在一个大杂院里，办公室是原来日本人留下的车间，地面坑洼不平，不小心还会踢到被打弯的螺钉。一到所里就听说，绕带式高压容器是在垃圾坑里爆破的。后来冯姚平陪苏联专家去参观，大院偏僻处，在原来垃圾坑的基础上挖了个大坑，旁边简陋的红砖小屋就是控制室。

　　冯姚平进步很快，被提拔为工程师，在研究室担任技术副主任。1966年元旦刚过，研究所通知她和王世华（也是留苏学生，好琢磨技术问题、点子多）去部里接受一项重要任务。部里的领导语言简短：“有一种设备，很容易发生爆炸，要想办法解决，你们马上去现场调查。”三天后，他们到达呼和浩特，又乘汽车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远处土丘顶上见到一棵树。转过山包，抵达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科研生产基地──七机部第四研究院。

　　基地新建不久，尚未完工，天寒地冻荒村孤楼，生活环境异常艰苦。刮起风来昏天黑地，进食堂都看不清前面的人；宿舍和办公楼有上水没下水，上厕所要跑到后面山坡上的席棚里。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却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冯姚平和王世华受到热情接待，从院长到资料员都毫无保留地介绍情况、送来资料。原来，固体火箭发动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1962年年底研制成功了直径300毫米的固体发动机，但生产设备太简陋，钱学森称这种状况为“尖端技术，小炉匠方式”。他们去参观制药车间，万万没想到，“精密弹药”竟是用锅、碗、瓢、勺和最简单的卧式混合机生产出来的，效率低、质量差、工人劳动强度大不说，还曾发生过导致人员死伤的大事故。

　　这项重要任务代号“158工程”。通用所成立了联合设计组，年轻的冯姚平担任组长。组里十几个成员平均年龄29岁，绝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固体火箭发动机自动化生产线。没有图纸、没有样机，只有一本英文资料汇编，其中几篇文章介绍了美国固体发动机的生产设备和安全问题，附带十几张外观照片。这些资料虽然很简单，却很宝贵，使他们有了一点概念。

　　联合设计组从调研起步，白天做调查，找相关设备，晚上凑在一起讨论，连夜分头画图，第二天拿着图纸找有关单位商讨，经过反反复复地讨论和改进，确定出最后的设计方案。

　　1966年9月，一机部、七机部召开158工程专案会议，强调了任务的重要性，向承担任务的单位进行技术交底，落实研制任务。1967年又召开了两次专案会。三次会议钱学森都亲自到场并讲话，给全体人员鼓劲。1977年，立式装药生产线正式投产，我国固体发动机装药工艺终于摆脱了“小炉匠”的手工劳动，全面进入“精密弹药”的大工业生产方式。这项技术对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部分设备和技术带动了民用工业的发展。1990年，158工程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978年年底，冯姚平调到一机部石化通用局做技术引进和机械产品出口工作，后来担任了石化通用局总工程师。1989年年初，她调任国家人事部专家司副司长，致力于研究、制定促进中青年科技干部迅速成长的政策、措施，同时努力做好博士后工作，于1996年退休。

　　时光的车轮无声无息碾压着记忆，但在冯姚平将近40年的工作中，158工程的任何细节她都能娓娓道来。那些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至今依然是好朋友。这么多年过去，在冯姚平心里，最灿烂的时光依然属于那些不眠不休的日子，属于158工程。

　　对话冯姚平

　　科研成果让我一生无憾

　　退休后整理父亲的作品

　　记者：绝密工程不能跟家人交流，工作压力大、任务重，您心里焦虑、紧张过吗？

　　冯姚平：要说没紧张过也不现实，但是我不觉得焦虑。记得从内蒙古回来，在火车上我就和王世华相约，“不干好这项工作，死不瞑目”，焦虑是没有用的，要想办法。1971年年初，半条线立式混合机爆炸了，我和大连橡塑机厂的同志立即赶往内蒙古分析事故原因。按说，我应该很紧张，它是立式生产线的主机，若是被否定了，我们几年的工作就会功亏一篑。但当时我一点儿也不紧张，因为我对我们的主机有足够的信心。果然很快找到原因，不是设备的问题。上级决定后面四台主机照常投产。投入使用几十年过去，平安无事。

　　记者：那么年轻就参与到国家重点项目中，冯至先生是不是特别为您感到骄傲？

　　冯姚平：我想他应该高兴。不过，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恐怕是到我们申请国家科技进步奖，我准备去答辩时，才正式知道的。但我相信，父母对我是信任的。只有编纂军工史（这是工作）和“50周年所庆”时才写了出来。但是，每次看到卫星上天、阅兵时看到载着东风导弹的一辆辆卡车威严地从天安门前驶过，我就会感到无限欣慰，这辈子没白过，值了。

　　记者：听您聊工作，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讲出来都带着愉悦，是不是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了？

　　冯姚平：有。我在莫斯科上了五年学，都是我娘给我写信，我爹太忙，只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得知他入党了，写信祝贺他，说要向他学习。我爹给我回信，认为自己的差距还很大，还有很多问题要改正。我很珍惜这封信，常常提起，还引起了我娘的“不满”，跟我抱怨，我给你写了这么多封信你都不提，就记得这封！还有，1957年《诗刊》出版了，我爹特别高兴。正好贺麟伯伯来莫斯科开会，我爹就托他带一本《诗刊》创刊号给我，上面写了一首小诗：“自昭兄：万事穷真理，人间要好诗；车中翻阅罢，掷于姚平儿。”这本诗刊也是我珍藏的宝贝，放在我从苏联带回的书箱里。可惜后来不知去向了，你说我伤心不伤心！不是遗憾，是伤心。

　　记者：冯至先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盏明灯，我看过他的《杜甫传》《伍子胥》和《十四行集》，尤其会被字里行间的诗意感动。您目前还在整理冯先生的作品吗？

　　冯姚平：最早是1994年，我父亲刚刚去世不久，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范泉先生希望母亲把父亲近年写的、未收编成集的文章编成一集出版。我母亲年事已高，加上父亲的过世对她打击很大，心情难以平复，于是命我按范先生的要求收集、整理父亲的近作。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干了起来。1996年我退休了，我本来就爱读书，是父亲的忠实读者，退休后一头扎进父亲留下的资料里。1999年，绿原先生担任主编，带着几位专家编辑出版了《冯至全集》。这几年也陆续出版有《冯至译文全集》等作品。总之，快30年了，我一直沉浸在父亲作品的世界里，忙父亲的事，我自己的事根本没时间整理，我母亲的事我也做得很不够，感到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