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森 1958年出生，香港导演，主要电影作品《晚9朝5》《神偷谍影》《童梦奇缘》《十月围城》《一个人的武林》《征途》等。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中国电影华表奖。

陈德森 著 《把悲伤留给电影》

　　印 象

　　亲历港片黄金年代

　　满腔大爱回报社会

　　香港自由行开通后，“跟着港片游香港”一度成了热门游玩线路。旺角、庙街、铜锣湾、尖沙咀、半山扶梯……香港虽不大，香港的导演们却能一直让这些景观在影片里摇曳生姿。这是一种真爱，就像陈德森导演经常会在朋友圈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这个家……真的很美！”

　　陈德森的人生亦很美。他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社会给我拍戏赚钱的机会，而我又能回馈给社会。”他的奕奕神采，他的眉梢笑颜，皆缘于他在行善传爱。

　　以前过生日，朋友们送红酒、雪茄、威士忌。问他喜欢吗？他笑说当然喜欢。而近年来，他开始在自己生日的前后回报社会，邀请100位独居老人欢聚，“100人加起来有七八千岁了，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我自己收获的那种快乐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春节则是另一番吉祥景况，他联合一众好友为独居老人送礼物、发红包。六十多岁的他在诸多老人身边，俨然一个“青春小哥哥”。这也是他最舒心的时刻。

　　浸淫电影行业50年，陈德森是港片“黄金年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近日，他出版了《把悲伤留给电影》一书，向观众讲述自己电影人生的苦与乐，想唤起大家向善、孝老、求实、省身的正能量。构思这本书时，他回想当年：为什么那么想进电影圈，大概是年少时为了逃避家庭及父亲；入行后拼命往前奔，也是为了证明给父亲看。但当自己的事业渐入佳境，父亲却去世了，不得不说是他最大的遗憾。他想借着此书告诉大家：“子欲养而亲不待，能孝老就多孝顺一点，千万别像我！”

　　同时，这本书的所有收入都将捐献给大凉山儿童之家。前一阵子，他重登大凉山，山路陡峭，难挡他志，天气恶劣，难阻他心。车的后备厢塞满了他带给孩子们的礼物，一路开进平均海拔2000米的美姑县儿童之家。他去探食堂、看教室、做家访……在漫山的野花中，陈德森找到了一条行善之路。他拜托笔者在文章中“一定要写一写大凉山的孩子们，期待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他们，能够为他们伸出援手”。

　　18岁给成龙当助理

　　但始终不忘导演梦

　　问：您最早喜欢上电影是什么时候？

　　陈德森：我的童年不是很快乐。我家住在九龙，因为从小不爱读书，常被记大过，成绩单也不够漂亮，回到家怕挨打，就躲去学校旁边的国际戏院看电影。下午放学的那个时间段，票价相对便宜。电影让我快乐忘忧，带着我一次次逃离现实。看完电影，出门买点吃的，一边吃一边想起晚上可能要被大人打，就安慰自己，没关系，我刚刚还开心了一个半小时。倏忽间惊觉，长大后，我是否可以做些令人开心的影像？就是这样，我开启了与导演这个职业的缘分。

　　问：您念高中时就当了临时演员，又做编剧，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陈德森：最早我在丽的电视台电视剧编剧组，全组人一起拼斗，可以为了一个节目的收视率24小时待命，直到创作完成。这些加班都是自发的。我们每个月还会组织一次联谊活动，分享这个月的创作心得。也会办一些搞笑的评选，比如“三最”──最猥琐编剧、最丑陋编剧、最体弱多病编剧。有一次我们颁发了“文采奖”给文隽，因为他把我们所有编剧的名字变成了气质相符的商业品牌名称，如江龙饭店、丹瑞眼镜、文隽书局、华标跌打和立人幼儿园，我的名字就是德森木材……这种有爱的创作气氛，真的令人怀念。

　　问：上世纪70年代末您担任了成龙的助理，是香港第一次出现艺人助理这个职业，本来非常令人羡慕，却仍要“出走”做导演，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德森：那时候成龙22岁，我18岁，跟着他的日子天天都吃好喝好，他待我犹如亲弟弟，投资人为了推荐自家剧本更是对我亲近有加。那会儿就一个字，“飘”。但我始终记得自己是来学做导演的。21岁那年，我吞吞吐吐地对大哥如实相告。大哥没说话，但他的表情好像在说“就凭你”？虽然他有些不快，但还是推荐我到一部戏中去做场记，后来我拍《特务迷城》时，他又主动来做男主角。

　　现实生活中受到的讥讽

　　往往会成为我电影里的台词

　　问：听说您年轻时跟过很多导演，但也因此被人讥笑？

　　陈德森：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副导演的，那时候有点像师徒制，一部电影成功了，导演或监制便会提拔长期跟在自己身边的后辈。因为这个原因，大家往往会专心为同一个导演或监制长期工作。可能我比较缺乏耐心，又比较好学，没有只跟一个剧组或导演，总希望能汲取更多不同导演的风格和经验。我跟过的导演有章国明、泰迪罗宾、黄志强、程小东、徐克等。几年过去，我仍是副导演，但身边不少电影工作者朋友都已经由副导演变成了导演。

　　问：那您觉得失落吗？

　　陈德森：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聚会，一名与我同期出道的副导演已跻身导演行列了，拍了一部颇为卖座的影片。他当着大伙儿的面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东家做一下，西家做一下，常常漂浮不定，这样下去是很难成功的！我可以帮你一把，如果你认真听取我的指示，我便向公司提出，让你拍一部低成本电影。”他的语气和表情都带着讽刺，又像是等着我去求他。但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还未学够，不急着当导演，谢谢你的好意。”他喝了两口啤酒，不屑地指着我，大声对在场的人说：“我隆重地向大家介绍，这位末代的最后一个副导演──陈德森！”接下来，大家发出既怜悯又带点同情的笑声。那一晚在座的二十多人，如今只剩下三位仍然活跃于电影行业。有时候，在现实生活里听到比较难堪的话，往往会成为我日后电影里的台词。今天重提这件旧事，并不是要借机侮辱任何人，只是感恩我现在小小的成就，虽然来得比他们晚，却让我更懂得珍惜。

　　问：1994年的电影《晚9朝5》是您的成名作，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来的？

　　陈德森：在《晚9朝5》之前，我连续拍了两部有明星助阵的电影，《我老婆唔系人》和《情人知己》，我的焦虑症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在《把悲伤留给电影》这本书里详细讲述了拍摄这两部电影的曲折过程。那时发生的种种问题让我情绪低落，甚至思考日后是否还要当导演。后来，陈可辛导演拜托我为他执导的新片《晚9朝5》搜集素材。这部电影讲述了一群喜欢在夜店流连、对前途感到迷惘的年轻人的故事。我找到一些这类年轻人，但专访过程中出了问题，陈可辛导演向来滴酒不沾，更没有泡酒吧的习惯，不太懂得该怎么跟这类年轻人交流，弄得现场气氛好像是在招聘面试。我提议大家喝点酒，放松情绪，有些氛围再进入话题。结果，在十多天的访谈里，陈可辛导演一直默默坐在一旁，都是由我和编剧来发问。后来有一天，陈可辛导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看过你之前的电影，你说故事有一套，目前最需要一个了解你强项并帮助你发挥长处的监制！”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又说，“别想了，我们合作吧！”

　　问：看似偶然，其实却是因为您具备了得到机会的能力。

　　陈德森：拍摄过程中陈可辛导演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出名了，就要掌控一切，我有百分之百的主导权。《晚9朝5》最终票房超过1000万港元，被选为当年金像奖“十大华语片”之一。颁奖典礼当日，负责颁奖的林岭东导演看着得意忘形的我，悄悄对我说：“这部电影的爆发性成功只是一个开始，但你已经飘飘然双脚离地了，我的第一部电影也遇到过你现在的情况，所以，我想把你从空中拉回地面！”我非常感谢陈可辛导演找我来拍这部电影，也要多谢林岭东导演，他语重心长的提醒，让我重新脚踏实地。

　　希望继续拍电影

　　释放更多正能量

　　问：在您执导的电影中，《童梦奇缘》是非常特别的一部，能否谈谈这部电影的创作经过？

　　陈德森：因为家庭的缘故和我对父亲的情结，我一直想拍一部反映亲情的电影。那时寰亚电影公司的总经理约我见面，说刘德华与公司有一部电影合约，但迟迟未能找到合适的剧本，希望我准备一些题材，与刘德华见面聊聊。华仔是我一直很想合作的演员，我便与公司负责人一起到片场探班。趁着剧组放夜宵的时间，我连着向刘德华说了两部动作电影的故事，他听罢无精打采地伸了个懒腰，打着呵欠说：“我拍了超过100部电影，拍过无数动作电影，对动作电影实在有点厌倦，你回去想一想，有没有一些非动作又特别一点的题材？”说完他便起身要走，我突然冒出一句：“我有一个关于父子亲情的奇幻故事，暂时取名叫《童梦》……讲的是我和父亲的矛盾，直到父亲离世后，我才明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受。”我和刘德华都静止了十几秒，然后他笑着说：“我们就拍这个电影吧。”后来，我从寰亚电影公司的同事口中得知，那段时间刘德华的父亲得了重病，可他总是太忙而未能经常陪伴父亲。所以当日对我说的那一句“子欲养而亲不待”特别动容。

　　问：您觉得《童梦奇缘》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陈德森：记得刘德华知道我们的制作费非常紧张，便自掏腰包加强演员阵容，这也是我那么多年来一直都很尊重华仔的原因。这部电影在香港取得了2000万港元票房的好成绩，成为该年度票房排名第二位的香港电影。更让我感动的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通过朋友找到我，说他从小便憎恨父亲，仇恨使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后来加重变成狂躁症。他在参加一个助人解决心结的团体课程时，偶然看了《童梦奇缘》，之后开始反思、顿悟、释怀。这件事情让我更加坚定未来的创作方向，就是一定要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

　　问：您还想拍哪类电影，展现怎样的正能量？

　　陈德森：我希望能够拍摄不同类型的电影，比如主旋律影片，根据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真实大事件创作的故事。另外，我感觉现在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哭越来越容易，笑越来越难，所以我想拍喜剧片，希望大家能够真实地笑一笑。虽然我不太懂爱情，但我还是很想拍爱情片。

　　陈德森自述

　　分享生命中的悲愁欢喜 

　　做慈善是后半生的目标

　　能够出版《把悲伤留给电影》这本书，我很感恩，但为什么要取一个悲伤的名字，这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有过两段严重的抑郁症，在拍摄现场面对过三次死亡，体会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悲离。

　　拍《十月围城》，艰难寻资筹备近十年，开机后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走出来的过程有很多故事，我毫无保留地写在了《把悲伤留给电影》里。那时我无法继续工作，回到香港修养。我大姐特地从澳洲赶回来探望我。她非常惶恐，把看到的一切写了下来：“我看到你早晨7点起床，站在阳台看着对面的山坡一言不发，几分钟后返回房间继续昏睡。数小时后，你坐到了餐桌前，菲佣拿着水果、麦片给你吃，而你举起叉子向餐桌叉着，叉一下便往嘴里送一下，叉的、吃的都是空气……”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吃那些抗抑郁的药了。《十月围城》港方剧组的工作人员传短信给我说：“如果你决心不回剧组，我们也决定跟你共同进退。”事情变得更严重了，如果因为我的问题令一部分重要的工作人员撤离，后果不堪设想。几经深思，我回复说：“我已经看医生了，暂且没事，并将于两天内回到剧组，大家都不能走！”

　　当我知道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到后来懂得了治愈方法，我有一个顿悟，那就是我发现自己前半生进入电影行业后，生命里便仿佛只有电影，能够成功固然高兴，但如果失败了，我便像是失去了一切，世界末日来临。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决定在我的后半生寻找新的人生目标，让自己轻松和快乐。这个人生目标就是“行善”。

　　这几年我见过很多抑郁症患者，很多人经历一两件事就会想不开。我告诉他们，我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我都扛过来了，你也可以扛过来，没问题！我也会努力做慈善筹钱，包括自己在电影上的收入，都会拿出一部分捐给有需要的人。像这本《把悲伤留给电影》的收入，就是捐给了大凉山一个儿童之家，用来扩建宿舍。

　　这一生，我除了一些电影作品让大家认同、获得了一些奖项之外，能协助成立“榕光社长者服务中心”及“慈善安老院”应该也是最让我开心的事！展望有生之年，我想在香港建立一所“文化及演艺界慈善养老院”，让年长且无依无靠的演艺界人士居住。我未来所有的作品，必须充满正能量，让观众离开电影院的那一刻，心情是开朗的，且更会相信──明天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