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发起进攻。
1952年，在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在炮火支援下，攻上537.7高地北山。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欢庆战斗胜利（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1950年12月10日，天津市工商界游行声援抗美援朝。 《天津日报》资料照片
于勤恺
鹿生法
朝鲜战场合影 前排右一为张贵臣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不久前，记者采访了天津警备区干休所系统三位亲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于勤恺、鹿生法、张贵臣，听他们回忆当年朝鲜战场上的生死时刻，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慨万千。于勤恺的声音言犹在耳：“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世界和平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于勤恺 舍命救伤员
于勤恺，天津警备区南开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1929年4月29日出生，1945年7月入伍。1949年4月在解放太原战役中火线入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被评定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曾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23年7月5日逝世。
“再不起来跑步，咱们不是
被闷死，就是被冻死啦！”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1951年6月24日，22岁的于勤恺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68军203师的一员入朝作战，担任师医疗队队长，带领40名队员执行各种任务。203师正是“奇袭白虎团”的部队。
寒流来袭，大雪铺满山野，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于勤恺率医疗队外出执行任务，行至中途，天黑了下来。那时朝鲜被炸得几乎看不到房子，在山沟里找到一处能避风的地方，把地上的积雪拨拉拨拉，这就是今晚的露营地。部队给每个人配发了一块两米见方的雨布，于勤恺让通信员把雨布铺在地上，棉被铺在雨布上面，两个人和衣而卧，盖另一条棉被，再用另一块雨布连头带脚蒙了起来。全体队员都用这种方法露营躺下，因为太累，很快就都进入了梦乡。
半夜里，于勤恺憋得喘不上气，瞬间清醒，踹了踹身旁的通信员。通信员睡意正浓，迷迷糊糊地问：“队长，什么事？”“怎么出气儿这么别扭呢？”于勤恺随口答声，身子顺势往上一拱，耳中传来“咔嚓”一声，他一下子明白了──雨布上面结了冰！原来半夜又下起了大雪，冰雪把他们都给埋在了下面。于勤恺赶紧叫通信员把大家都喊起来，排队跑步。此时夜空中飞舞着雪花，大伙儿不解其意，你一句我一句地问：“队长，睡得好好的，怎么跑起步来了？”于勤恺大声回答：“再不起来跑步，咱们不是被闷死，就是被冻死啦！”
时隔多年，每当回想起那一夜，于勤恺都会感到后怕：“庆幸的是及时发现了这种情况，把大家都叫醒了，否则真要‘全军覆没’了！”
医疗队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为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紧急救治，还要给普通伤员清洗伤口、消毒、换药、包扎，忙得顾不上吃饭。“战场上条件特别艰苦，换下来的纱布、绷带还得洗干净重复使用。队员们抬着装满纱布、绷带的大筐，到两三公里之外的汉江支流去清洗，累得腰酸背疼、气喘吁吁，但从没有人叫过一声苦。”
医疗队还要负责伤病员的伙食，每隔两三天，于勤恺就组织队员走9公里山路，到“兵站”去背粮食。“所谓兵站，其实就是找了个大山洞，四周进行伪装隐蔽，里面储存着粮食、副食和所需的生活用品。”为了不暴露目标，每次背粮食都安排在天黑以后，男队员背20公斤，女队员背10公斤。
有一天晚上，医疗队照常去背粮，归途中突然狂风大作，紧跟着下起瓢泼大雨。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于勤恺走在最前面，突然听到身后“啊”的一声，回头看，女队员“小豆子”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地上，但仍紧紧攥着粮食口袋。于勤恺赶紧过去把小豆子扶起来，发现她的左手和脸上全是血，赶忙帮她处理伤口，又接过粮食，自己背回了营地。一段时间过后，小豆子的伤好了，可是由于战地医疗条件有限，脸上留下了一道伤疤。这块伤疤也成了于勤恺内心深处一块抹不去的伤疤……
“我想用尽一切办法挽救
战友的生命，可惜无能为力。”
于勤恺和同乡王挺刚一起参军入伍，一起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一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不幸的是，王挺刚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倒在于勤恺的怀抱中……
王挺刚和于勤恺同在203师，担任607团2营教导员。1953年6月，一次战斗中，王挺刚身先士卒向二青洞冲锋。敌人的子弹从他胸膛穿过，造成贯通伤，不能自主呼吸，被战友送到医疗点。于勤恺用敷料、两只小碗和绷带将王挺刚胸前背后两个弹孔堵住，但血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外冒，根本止不住。
“王挺刚有着钢铁一般的坚定意志，身体更是强壮无比，但在那一刻，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意识越来越模糊。我把他抱在怀里，想用尽一切办法挽救他的生命，却无能为力……”无论何时回忆起来，于勤恺都难掩悲伤，内心针刺般地疼痛。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挺刚颤抖的手握住了于勤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老乡……我不行了，以后……你……一个人就得干……两个人的事儿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慢慢合上双眼，再也没有睁开。
战友的话，于勤恺铭刻在心，“这些话时刻激励着我，要用更多的精力、更高的标准、更大的成绩为人民服务，回报祖国。”走下战场的于勤恺，多年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战友的嘱托，一刻也没有松懈。
板门店停战谈判谈了两年，毫无结果。1953年7月13日晚上9点，随着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志愿军打响了夏季反击战第三阶段金城战役。半个小时之内，20兵团的上千门大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向敌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敌军阵地瞬间成了一片火海。
那场大战深深刻在于勤恺心底：“著名的‘奇袭白虎团’战斗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战斗的具体部署是──由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带领10名侦察员和两名朝鲜语翻译员，换上敌军的服装和武器，组成化装班；609团2营为穿插营，由副团长赵仁虎、营长石广志、教导员贾万春率领。当我军在攻破敌380高地后，化装班在夜色中冒着大雨沿415公路向南猛插，穿插营紧随其后。途中遇到敌军的一个车队，三辆卡车，后面跟着一辆坦克。我军当即用手榴弹和爆破筒将其击毁。化装班趁乱直奔敌首都师白虎团团部，打掉了敌军指挥机关，敌首都师全线溃败。
“我是队长，更是共产党员，
战斗不结束绝不回去！”
炮火映红了天边，于勤恺被战场的景象震撼，正在心潮澎湃之际，看到师后勤部通信员朝自己跑了过来。得知有紧急任务，他连忙跟着通信员跑到防空洞。后勤部李部长看了眼手表，下达命令：“609团穿插营进展顺利，但营卫生所在三南里被敌机炸弹击中，包括军医陈胜海在内的六名同志全部牺牲。现在是22点37分，命令你带领救护组，在明日凌晨5点以前到达二青洞至枫洞里和下枫洞里的三岔路口，开设救护站！”
军情如火。此处距二青洞20公里，敌军白虎团团部就在二青洞的山沟里，正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于勤恺做好了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务的准备，把身上仅有的七块两毛钱作为特殊党费，庄严地交给党组织。他挑选了六名身体素质好、技术精的医疗队队员，简单准备了一下，背着药品和急救器材，一行人朝着正南方一片火海的战场出发。
一路上，医疗队要经过敌军多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在484高地附近，“敌军的炮弹接连不断在我们身边爆炸，我命令大家保持间隔100米的距离前进，利用炮击间隙跑步通过高地。”战场上硝烟的味道，于勤恺记忆犹新，“第二道封锁线距金城川小平原约3公里，没有任何地形可以用来掩护。我要求把间隔距离拉大到200米，之后带头跑步前进，其余队员依次冒着炮火和敌机的轰炸，顺利通过了封锁线。”
再往前走，距目标三岔路口只有5公里了。几个小时前这里还是敌我交战最激烈的战场，脚下到处都是敌军溃退时丢弃的军用物资，被击毁的汽车还冒着浓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于勤恺和队友们无暇顾及这些，一心向目的地全速前进。黎明之前，医疗队提前到达指定地点，按计划成功开设了救护站。
天刚蒙蒙亮，远处就传来阵阵轰鸣声，几十架敌军轰炸机组成编队呼啸而至。于勤恺立即指挥战友们疏散、卧倒。炸弹如雨点般掉下来，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地面都为之颤动，滚滚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热浪烤得人浑身发烫。第一波轰炸过后，山坡像被犁了一遍一样，弹坑有一人多深，翻起来的土有半米多高！
于勤恺趴在地上对照地图再一次观察地形，心想糟糕，这里正是凌晨消灭敌军白虎团团部的山沟口，敌人这波地毯式轰炸是专为报复志愿军而来的！但医疗队的战士们别无选择，只能各自选好防空地形，保护自己。紧接着，第二波机群卷土重来，投下的全是榴霰弹，炸弹在百十米的半空爆炸，弹片像撒沙子一样飞向地面，杀伤力极大。于勤恺带着战友们靠在一处五六米高的石壁下，动也不敢动。
突然，于勤恺感到膝盖被什么东西猛地撞击了一下，然后就是钻心般的剧痛。低头一看，弹片把他左腿炸开了十几厘米长的一块皮肉，露出膝盖骨，鲜血止不住地往下淌。
离他最近的一位战友急得大喊：“队长负伤了！”其他几位战友听见喊声，都要过来给队长包扎。于勤恺心里明白，此刻绝不能扎堆儿，那样容易出现群死群伤，立即制止道：“都别动！注意隐蔽！我没事！”说完忍痛取出急救包，自己把伤口紧紧绑好，继续隐蔽观察敌情。
刚过了几分钟，第三波敌军轰炸机又来了。这次投放的是燃烧弹，一瞬间，漫山遍野大火熊熊。于勤恺回忆说：“虽然我们离爆炸点比较远，但每当炸弹爆炸的时候，滚烫的气浪就会扑过来，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一直等到敌机完全撤退停止轰炸，我们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轰炸停止后，战友们纷纷劝于勤恺撤到后方野战医院治伤，于勤恺态度坚决：“你们不要再说了，我是队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战斗不结束，我绝不回去！”
随着我志愿军向敌军纵深方向追击，战斗愈发激烈，伤员越来越多。整整三天三夜，不断有伤员被送到救护站，医疗队投入到紧张的抢救工作中。于勤恺回忆：“救治伤员的过程中要对伤员分类，对重伤的伤员采取紧急治疗，然后搭乘送弹药空返回程的汽车，送到后方野战医院。志愿军轻伤不下火线，受轻伤的战士包扎后重返战场。救护站的战友们困了迷糊半小时，饿了吃口干粮，一刻不停地进行抢救和转运。第四天，炮声渐弱，战斗终于停了下来。”
于勤恺伤口发炎溃烂，整条腿肿得厉害，他把长裤剪成短裤，坚持留在救护站进行指挥和抢救伤员。直到半个月后，7月27日停战，于勤恺才被战友抬下战场，送到后方野战医院。战后他荣立三等功，被定为二等乙级伤残。
“作为老战士，只要上级批准和需要，
我随时能去讲党课、作报告”
至1955年3月30日完成任务回国，于勤恺在朝鲜三年零九个月，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离休后，他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己任，坚持给大中小学生作报告，开展国防教育。仅2021年，他受邀到各单位讲授主题党课就多达30余场。“作为一名老战士，只要上级批准和需要，我随时能去讲党课、作报告！”这是于勤恺的心声。他亲历的战争故事很多，记忆力也好，思维严谨，表达清晰，从没有任何含糊不清的地方，哪怕是微小的细节，也不会出现疏漏。
问起这位曾亲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很多人通过电影、电视剧看到战争的残酷，您看到的影视剧中那些战争场面，跟您实际经历的战场是否一致？”于勤恺摇摇头，神情变得特别凝重，沉默了好一阵儿，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真正的战场远比影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更残酷，没有亲身上过战场的人，永远想象不出战场的样子，永远体会不到战场的真实感受。‘感同身受’这个词语，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2022年6月24日，于勤恺把自己珍藏了70年的抗美援朝纪念品──白手帕和银筷子捐献给国家。那一天，他还讲了一场特殊的主题党课，让大家铭记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激励年轻人薪火相传、奋发图强。
后记
7月5日，一个令人不愿相信的消息传来：于勤恺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自2018年起，记者多次采访于老，得到了无数次心灵的洗礼。记得今年6月中旬的那次采访，于老坐在病床上说：“我虚岁都95啦，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老战友现在不多啦！”同时举起手腕上埋着输液针管、贴着医用胶布的右手，用手指分别比画出“九”和“五”，动作依然铿锵有力。这个画面定格在记者的脑海中。于老幽默风趣的话语犹在耳边，他高尚的品格和顽强的革命精神如同灯塔，将继续照亮我们未来的路。
鹿生法 英雄通信兵
鹿生法，天津警备区河东第四干休所离休干部。1932年11月5日出生，1948年12月入伍，1953年7月在朝鲜战场火线入党，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沿着战友伤亡的水域往前走，
机敏穿越炮火封锁区”
鹿生法12岁时便开始挣钱贴补家用，卖鱼卖虾卖螃蟹，每天3点起来，赶在5点以前跑到15公里以外的海边进海货，再背到集市上售卖。解放战争时他参军入伍，在渡江战役中一只鞋掉进水里，一路赤着脚打到上海吴淞口。那时他跑得比谁都快，还抓了三个俘虏。
1952年8月，不满20岁的鹿生法和战友们一起从福建登上闷罐车，日夜兼程，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战场。他所在的部队是24军74师222团通信连，年轻的他担任徒步通信班班长。
天气转凉，鹿生法所在的部队接防上甘岭阵地。“那时我志愿军已在上甘岭战役中取得了关键性胜利，彻底击退敌军进攻。守护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和使命。”鹿生法说。后来，他又跟着部队辗转到中线作战，与敌军对峙。从三八线往两边看，我军驻守的这一侧光秃秃一片，几乎看不到绿树青草，这是敌军飞机、大炮一次次狂轰滥炸的结果；而敌军那边的阵地则是绿树葱葱。鹿生法回忆：“当时我方空军力量薄弱，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我军就采取坑道战，白天在坑道里躲避敌军的轰炸，晚上出来行动。”
1953年7月13日，金城战役打响了。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后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战斗，主要任务是争取有利地形消灭敌军，迫使敌军签订停战协议。敌军的飞机、大炮、坦克占据优势，我军的有线和无线通信设备大多数被炸毁。团指挥所只剩一部15瓦的无线电台与上级师里保持联络，对下级的通信全部中断，向团前方指挥所下达的所有命令，只能靠徒步通信班跑步传送。
需要传递的命令大多是上级写好的书信，也有个别情况是口头命令。从团指挥所到团前方指挥所，大概有5公里路程，说起来不算远，却要经历千难万险。传达命令的第一个昼夜，我方就有三人牺牲、四人重伤、三人轻伤，担任通信任务的只剩下五六个人了。
鹿生法回忆：“途中最危险的是要过一条河，河水倒是不深，桥早就被炸烂了，只能蹚水过去。关键在于，敌军在河两岸布置了铁丝网，河道里还布有水雷！不少战友不幸踩上水雷，鲜血染红了河水。我甚至来不及悲痛，哪里的河水是红色的就从哪里走，因为那里的水雷已经炸掉了，相对要安全些。”
过河之后，还要穿越一道敌军的炮火封锁区。“大概有七八百米的距离，定时会发射炮弹轰炸。”鹿生法细心观察，发现敌军的炮弹并不会一直打，也有停歇的时候，于是他就利用这个间隙快速往前跑，要是炮弹突然来了，便跳进弹坑里隐蔽。“我身体素质好，跑得快，虽然腿上、身上和后背都被铁丝网刮破了，但都是轻伤。一次之后，我对这条路的地形非常熟悉了，5公里的路程，快的时候半个小时就能跑到。”
“一定要活着，只有
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在战斗的关键时刻，7月14日、15日、16日三天，鹿生法连续七次从团指挥所到团前方指挥所传达命令。最后一次送达命令后，赶上敌机对团前指狂轰滥炸，并扔下无数的汽油弹。鹿生法双腿被严重烧伤，他抓了几把泥水糊在腿上，忍着剧痛继续战斗。这时又下起大雨，交通壕里的泥水和受伤、牺牲的战友们的血水混在一起，疆场上一片血色。
团前方指挥所伤亡很大，此时要向3营传达命令，通信兵牺牲了，只能派仅剩的一名参谋前往。鹿生法知道参谋对团前指至关重要，于是主动请缨：“这里只有一名参谋了，绝不能再出意外！”虽然团前方指挥所距3营阵地只有两三公里，但路程艰险，鹿生法冒着炮火，忍着伤痛，沿交通壕踩着泥水，连走、带滚、带爬，终于完成了任务。返回途中，他晕倒在交通壕里，怎么回去的自己都不知道。
“在战场上，敌我双方为便于行动和隐蔽，都会各自挖交通壕。交通壕的深度在1.5米左右，那时正值雨季，交通壕里都是泥水。我的身高是1.69米，猫着腰跑起来隐蔽性很强，高个子就要吃亏啦，容易暴露目标，引来敌人的枪炮。”如今回忆起来，鹿生法的语气中仍带着几分乐观与自信。当问到面对敌军轰炸，在交通壕里奔跑害不害怕时，他摆了下手：“不存在害怕！心里想的就是完成任务，所以一定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成任务！”
因为在关键战斗中冒着炮火传达了七次命令，第八次又带着重伤主动请缨，鹿生法火线入党，并荣立二等功。1954年8月，他回国进入军校深造。他的腿鉴定为三度烧伤，因为没能及时治疗，伤疤跟了他一辈子，那是英雄的印记。
张贵臣 写血书参战
张贵臣，天津警备区河东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1930年3月1日出生，1946年10月入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贵臣的心也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飞到了朝鲜战场。他每天都在关心着志愿军的消息，一次次向上级组织递交志愿书、决心书，但迟迟没得到批复。心急如焚的他为了表决心，刺破手指，用鲜血写成血书，再次请战。“我没想过活着回来，所以写了血书表达自己的决心。”那一行行鲜红的文字，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热血与品格。1951年4月，上级组织派张贵臣带领120人的医务队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勤部的一名战士。
入朝之路险象环生。敌机在半空中一次次呼啸而过，炮弹像雨点一般倾泻而下。白天，为了隐藏行迹、躲开轰炸，战士们反穿棉袄，趴在雪地中隐蔽，一趴就是几个小时，即使手脚冻麻了，也必须保持静止，更不可能生火煮饭暴露行踪，只能就着雪块吃炒面。山路崎岖，路况恶劣，夜间行军困难重重，大家踉踉跄跄，随时可能跌倒，摔破脸、磕破腿是家常便饭，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叫难。
行军途中也有战士牺牲在敌军的炮火下。张贵臣在一名牺牲战士随身的小本子上看到，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已经复员回家，但为了抗美援朝又重新参军入伍，本子上“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八个大字，让张贵臣铭记一生。经过十几天的夜行军，躲过敌军的围追堵截，队伍终于到达马息岭前线。
张贵臣印象最深的，是和运输队的战友们一起往马息岭前线阵地上运输弹药、补给。首先要走一段公路，敌军掌握制空权，重点打击目标就是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一路上不仅会遭到轰炸机的轰炸，还会遭受高空飞机指引的定点炮火打击，志愿军只能趁着敌军的打击间隙进行运输，大多是在深夜。张贵臣回忆：“我们在夜里设置监察哨指引汽车行驶，发现敌机靠近，就通知运输车赶紧关掉车灯，做好隐蔽，以减少损失。但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一天就损失了一百多辆汽车……”
马息岭的平均海拔有800多米，受地形限制，汽车无法把弹药和补给运送到前线。汽车开到无路可走的地方时，便只能依靠小车推、人力扛来继续运输。张贵臣和战友们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炮火爬雪山、钻坑道、扛弹药。阵地上坑道里的条件太艰苦了，因为空气稀薄，灯都点不亮。有一位副营长被炮弹炸伤，鲜血浸透棉衣，但他仍扛着弹药继续前进，坚决不下火线。
张贵臣于1957年完成任务回到祖国，每当回忆起朝鲜战场的往事，他总会由衷地感慨：“那时我们所有人都怀着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把弹药、补给安全运送到前线。前面的战友牺牲了，后面的战友搬起物资继续向前冲。可以这样说，这条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钢铁一般的运输线，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