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 生于河南，现居西安。著有长篇小说《多湾》《日近长安远》等，中短篇小说集《曼琴的四月》《骊歌》《隐藏的力量》，纪实文学作品《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 周瑄璞 摄影 孙杰
周瑄璞长篇小说新作《芬芳》
周瑄璞出生在河南临颍大周村，少年时告别故乡到西安定居。与故乡相伴虽然仅有不足十载，却成为她内心抹不去的印记。在她的长篇小说《多湾》《日近长安远》以及非虚构作品《回大周记》中，老家临颍的河流、土地、语言、历史、现实频频显现，诉说出她与那里的情感联系。
今年10月，她的最新长篇小说《芬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从上世纪70年代写到当下，以杨烈芳兄妹的成长经历为主线，杨姓家族数十位人物命运为辅线，着重讲述了乡村女性沉浮跌宕的命运，真实记录了中国乡村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画像，为普通人立传，展现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顽强拼搏的伟大精神。
《芬芳》是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关注的第二批作品之一。贾平凹认为这是一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写活了时光，诉尽了乡情，描画出中原厚土的无穷魅力。一本书，留住乡愁。”坚持乡村写作的女作家乔叶认为：“周瑄璞的小说以一种很特别的力量持续打动着我。这力量来自她体验到的辽阔大地、故乡村庄和丰饶民间。在《芬芳》里，这种力量仍然在强劲燃烧，热烈绚丽，灼灼其华。”
最早的“留守儿童”
做过六年电车售票员
“我算是最早的‘留守儿童’吧。那时候这个词还没诞生，我就先行实践了。”周瑄璞的父母在西安工作，她跟着祖父祖母长大，记得儿时曾坐火车来往于临颍和西安之间。
祖母的故事、歌谣，乡间的田野、炊烟陪伴着周瑄璞度过童年时光。四年级时，她离开故土，转学到西安定居。家中姐妹几个没有城市户口，凭本供应的年代，只能吃高价粮。“我母亲干临时工，老家有哥哥和各种亲人需要接济，我父亲时常欠着同事的钱，这个月发了工资，还上个月的欠款，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她能明显感到与班上同学的物质差距，内心有些自卑。而这种心理落差，恰恰为她提供了一个爱好文学的契机──在文学的世界里，有内心所需要的一切，有各种各样的人物陪伴。
周瑄璞的父亲爱好阅读，家里常年订有《小说月报》《八小时以外》《儿童时代》《少年文艺》《陕西少年》《中国少年报》。年少的周瑄璞迷上了读书，暑假漫长，天黑得很晚，她坐在门外小凳上长久地看书，这个画面在她的记忆中定格。
上中学时她严重偏科，只对文科感兴趣，数理化成绩很差，到最后完全学不懂，自然与大学无缘。待业两年后，她当上了电车售票员。那是一段焦虑的人生，辛苦、狼狈、凌乱、愤懑，有时候在车上半天不说一句话，只想逃离。“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下班后，我去车棚取自行车，蓬头垢面，又累又饿又烦。车子摆放得很密，我的车子一时拉不出来，我抬脚向旁边的自行车踢去，‘哗啦啦’倒了一大片。拽起我的车子，推着骑上，扬长而去，一路流泪回家。那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对这个世界进行攻击与伤害。”
为了摆脱售票员的工作，周瑄璞参加了自学考试。晚上要到辅导点上课，所以她固定上头班车，早上5∶40出车。大家都不愿意上这个车次，轮到了很不高兴，而她固定下来，队长和同事皆大欢喜。幸好家住得近，她每天5点起床去车队，13点下班，回家吃饭、收拾、睡觉，晚上赶到十几站远的城里（西安人把城墙以内称为城里）西大街上课。下课回到家已至深夜，读书、看报，收拾完第二天的东西才睡觉。
周瑄璞回忆，车厢像是一个舞台，普通的乘客之外，还有逃票的、小偷、流氓、无赖。人生百态、社会千面，都在小小的车厢里上演。也有美好的一面。“有人送过我诗歌情书，临下车，脸儿红红，放在票台上，匆忙走了。先后有几位男青年专门等到我的车，上来站在身边，帮我递钱、递票、查票、维持秩序，到终点站下车，走到对面站上，等我们的车调头发车，他又上来。即使我板着脸不理不睬，他依然热情地协助我工作……”
当了六年电车售票员之后，周瑄璞如愿考入万人大企业机关，负责编辑企业报的一个版面，半个月出一期，工作非常轻松，她又经常写点小文章，给报刊投稿。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她仍编织着作家梦，想要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文学拯救了我，使我从弱小卑微变得从容自信，明白了世上的一些道理，知道了人生之路该怎样走。我常常觉得，不是我选择了文学，不是我在创作，而是文学选择了我，塑造了我。这是我的幸运。”
写到熟悉的故乡
胸中自有万千锦绣
上世纪90年代初，周瑄璞读《平凡的世界》，一个月里读了两遍，就想背起包去陕北。她相信在那些黄土的褶皱里真的有一个双水村，有那样一群人。几年后，她决心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阅读让我明白，你有多少勇气与真诚，你的作品就会有多大的力量。比如《平凡的世界》，无论从哪一页打开，都能被作者的真情打动。”
可是，究竟写什么呢？她读《百年孤独》，乌苏娜年老之后失去视力，还在摸索着做活。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主人公受苦受难的母亲也永远在劳作，永远有苦难和屈辱降临头上，她唯一的反应就是承受。这些都让周瑄璞想起自己的祖母，她也是没有一天不在劳作，甚至右手手腕摔伤，骨头错位，戴着夹板养伤时，仍用左手干活。周瑄璞说：“无论莱茵河还是颍河，都裹挟和流淌着人们的梦想和苦痛。我想我应该将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家族记录下来，将历史和当下记录下来，将那些过往的故事讲述出来，对那永不再来的似水流年进行描摹与呈现。”
周瑄璞一次次回到故乡寻找灵感，像一个考古工作者，还原那个地方真实的样貌。“有哲学家说过，有什么样的童年，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我相信作家的很多作品都与他的人生记忆有关，作家的写作，其实是想再现从前的时光。就像普鲁斯特写《追忆似水年华》，是将他失去的世界在文学作品中重现。”2007年，她开始写《多湾》，由此将笔端指向故乡。
“小时候我转学到西安，远离了家乡与乡亲们。随着人到中年，越发时常追忆从前的光阴。当我一想到农村，脑子里出现的就是大周村，好像那里的农村才是农村，那里的生活才是乡村生活。闭上眼，想起我家院落的样子，过道、堂屋、东屋、灶火、压井、粪坑、柴堆……只有写自己熟悉的风景，才能心里踏实，写出胸中万千锦绣。”周瑄璞说。
当她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乡亲们面前，大家会主动向她讲述各种故事。她听到了属于每个人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得到了许多无法凭空想象的生活片段和逼真细节。“我们村有一人，在儿子婚姻变故闹得鸡犬不宁时说：‘咦，俺家的事要是拍成电视剧，也得弄它几十集！’”周瑄璞感慨地说，“不要轻视那些最普通的人，农民、无业者、家庭妇女，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波澜壮阔的世界。而且，乡村生活中的每一个大事件，几乎都是紧贴时代步伐和政策变动的，风往哪里吹，人们便倒向哪里，打工、购房、婚恋、生育都与时代紧密关联，这就是世风吧。”
《芬芳》的创作历时两年，七易其稿。快要写完时，周瑄璞又开始写纪实文学《大周表情》。一个虚构，一个真实，真真假假，交替进行，时有重叠，让她有一种恍惚感、错位感。“有时会把两本书弄混，有一些闲笔竟然在两部书稿中都出现过，发现后进行取舍，删掉了其中一个。”
书写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真诚表达所见、所思、所感
《芬芳》写的都是周瑄璞熟悉的人和事，之前也有一些片段出现在她的中短篇小说里。与《多湾》不同的是，这本书中基本上没有她个人的经历和影子。可是，“我不在，但又处处在，因为书中很多人物处理事情的方式，他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我决定的。”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个人的为人处世，基本都是作家内心和思想的反映。比如书中的全仁，瘫痪在床多年，脾气暴躁，有时候骂妻子，骂完了他会后悔、懊恼。除了冬季和雨天，他常年坐在院子里柿树下的竹床上。常有小孩子围绕在竹床边玩耍，有时捉住虫子玩一玩，全仁就说：“不要捏死那虫，好赖是条命，叫它活着吧。”小孩子丢开虫子，小虫子便飞快地爬走了。
在《芬芳》中，周瑄璞写出了乡村女性的发芽、开花和收获，写下了她们如同泥土般芬芳的日常生活与心灵成长。“我在书中写到的那些女性，虽然渺小、平凡，但是善良、坚韧。她们一往无前地打拼生活，扎扎实实地走过每一段生命历程，活成了她们自己的样子。我欣赏这样的女性，希望通过文学，将她们平凡的人生塑造成永恒的传奇。”
就像路遥笔下的双水村可能并不存在，我们也无法在任何一座乡村同时找到《芬芳》中的那些人。“他们散落在平原的各处，或许互不认识，是我把他们召唤到一起。有的人我知道在哪儿，有的人我压根儿不知他在何处，只是听来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人与事，在大平原上世世代代地发生着。”周瑄璞说。
《芬芳》中使用了大量河南方言，在周瑄璞看来，这会使文学作品更加生动鲜活，富有生活气息，更为精妙和传神。“河南人形容心情烦躁、备受煎熬只用几个字：心里溢锅了；说一个人脾气急躁：麦秸火性儿；形容睡不着：眼拿棍儿支着。基本都是文学手法，用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来打比方，直接明了，风趣幽默。这些方言初读时似懂非懂，但你可以通过上下文理解，慢慢就发现，有些懂了。其实方言都是古汉语，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非常雅致。比如《水浒传》《红楼梦》中的很多词语，像罗唣、没耳性、懒待动、执事人……我们老家还在用着。所以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无需每个都去注解，要相信读者的领悟能力。”
同样是几千个汉字，在不同作家笔下，却能组合出截然不同的风景。这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周瑄璞追求的目标之一。她认为：“作家要过语言关，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审美取向。再好的故事，再高深的道理，也得用明确无误、流畅自如的语言来表达。”
《芬芳》写作之初，便成为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关注的第二批作品之一。周瑄璞说：“这是我的幸运。几十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值得作家去书写，因为这是一段灿烂的历程。我的能力或许有限，力量也许不足，但我一直在努力书写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真诚地表达着我的所见、所思、所感。我想通过写作告诉世人，中国人曾经这样生活。我想让那些乡土大地上沉默一生的乡亲，被更多的人看到、理解，被人世间哪怕小小的光束，在某一个时刻照射到。”
周瑄璞说
难忘童年的烟火气
便有了《芬芳》中的美味
我在《芬芳》中写了很多村民的日常饮食习惯──
“烈芳酷爱做饭，虽然缺菜少油，但她就是爱流连在灶火，将有限的粗粮、几根菜叶整治成饭菜，哪怕是每天不变的红薯糊涂，她都充满热情，仔细地削皮，一下一下砍进锅里，面糊迎着滚头冲进去。她喜欢看那翻滚而起的波纹，像是一个人对命运的反抗，相信总有翻身的时候，激荡荡翻滚一阵闹腾一阵，面汤从生白变成温良的淡黄，跟红薯块相濡以沫彻底融合了，再小火滚熬一会儿，好似能透明了，将红薯块的棱角磨圆，甜美香气随烟飘荡。这黑乎乎热腾腾的小灶火就是她的最爱。
麦面和豆面掺一起擀面条，吃起来很香。纯豆面不中，不筋道不成形，到锅里就烂了。（烈芳）妈活着时做豆面面条舍不得放麦面，和好的豆面黄乎乎的发酥，弄不到一团，擀得也不圆展，七七八八地破烂一堆趴在案板上，凑合切成条，小心捧着下到锅里，不敢轻易搅动，等到快熟了，拿勺慢慢推动，就这煮出来也是稀烂。而她经过尝试，掌握好了比例，适当放一点麦面，面条不烂，还有豆面的香气。切一点葱花在碗里，撒点盐，倒点醋，点几滴油。面条和泡好切碎的芝麻叶一起下锅煮。芝麻叶是伏天里掐下来的，滚水锅里烫熟，捞出来放在砖瓦上晒干，放着可吃到第二年开春。吃的时候用水把干枯发黑的叶子泡开，跟面条一起煮，能煮出一些油性来……揭开锅，熟烂的气息再度升起，面条有葱花味，葱花有面条香，美味俱全。”
于我而言，对故乡土地的热爱，对生活与人间的眷恋，体现在书写中，细节之一便是食物──包扁食、烙油馍、熬胡辣汤、塌菜馍、炸咸食菜、芝麻叶面条、蒜面条、红薯糊涂、调洋葱。我写到这些食物，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好吃，而是出于自己原汁原味的童年记忆。
比如烙油馍，我在山西省洪洞县见到了完全一样的做法。我站在那家小店门口，心中一暖──我老家的烙油馍肯定是当初移民时祖先带过来的。知道了这一点，我对它的情感就不单单是一种吃食了。现在我每次从老家回西安，都会让邻居帮我烙几张油馍，带回来吃好几天。所以看似简单的饮食，关联着历史、经济、文化。不是我们河南人只爱吃这些面食，而是千百年来，除了这些没有别的可吃，于是吃出了感情和依赖。